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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敏
夜深了，石小敏低沉的声音通过电话反而变得更加富有穿透力，这位不折不扣的老三届，有幸站在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高度，向记者诉说着一个中国人的“转轨之梦”。如果从1983年调到国家体改委算起，到至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任上，石小敏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和调研工作已经20多年，他告诉记者，能看到这
个历史是很欣慰的事情。
应该说一二百年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在做同一个梦，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但这个过程十分的艰难。各种道路都试过，有的时候试得很惨、很痛，新中国成立之后搞了30年的计划经济，然后才进入到25年来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就算是摸到门了，虽然也有波折，但这个波折比起一二百年来的历史并不算什么，所以现在应该说已经看到了曙光。这已经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融入这个转型的历史中间，还是很欣慰的，当然也跟这个社会一样经历了很多痛苦。
虽然摸到了路子，但是我们仍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所以大家感觉到这个社会有所失衡，现在短期行为、浮躁心理很多，贫富差距很大。现在国家处在一个关键的环节，大家希望它再能稳定地发展20年，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多程度上是人们——特别是我们的“官、产、学、媒”得加强相互之间的互动，更多地形成一种共识，能够跟国家领导层和决策层保持一种建设性的联系，争取能够做出好的战略性的决策。同时要能关照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抓住发展机遇。这个“官、产、学、媒”的责任是很重的，它是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一个中坚阶层。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但一个历史不能没有中坚阶层，它是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智慧支持。
作为社会的中坚阶层，“官、产、学、媒”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撑起了各自一方的事业，那么它应该再加点责任，加强相互的联系。国外有“华盛顿共识”，中国也要有“中国共识”。其实在全球化、信息化这样的时代里，共识可能是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对我们转型中国家来讲，共识更是我们能够抗风险，抗挫折，抗振荡最重要的东西。在共识的形成过程中，有时开明的官员或领导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学者专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时可能企业界贡献了很多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媒体的转型速度非常快，你们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明显。只要“官、产、学、媒”加强互动，从不同的角度来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减少盲目性、短期行为，相互之间加强理解，就能找到能够解决风险或分散风险的途径。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已经在不断地形成共识，比如加入WTO，开始也有很多分歧，但最后都认为，一定要搭上全球经济发展的列车，不能丧失机遇。这两年大家也意识到政府转型越来越迫切和必要了，现在它反而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个中枢环节。政府要从集中建设型政府向公务服务型政府转变，向一种有限政府，高效廉洁的政府转变。这些都是慢慢形成的共识，下一步就是该怎么把这些共识转化成实际行动。
现在社会有一种批评，就是某些政府部门它的惯性和它实际的权力和利益看得较重，或者它的工作方式还没有转过来，还不大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做事。实际上，当这个社会觉得某个做法不对的时候，批评就可以进行了，而批评越来越多，它就会慢慢改正。现在社会批评的力量生长得很快，而且也越来越容易被最高决策层吸收到一些指导性的提法中。整个社会原来封闭的、等级的、隔阂的内部状态正在被打破，这跟信息化和社会开放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勇气和耐心是同等重要的，有时候不到火候也做不成，要等到社会的各种条件成熟。
中国确实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才能实现梦想。现在还是转型比较激烈的时期。我的感觉就像是翻雪山，反正已经过了山头，就是最艰难的时期过去了，整个大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经济改革带着整个社会从旧体制的框架下来以后，现在开始爬新的高峰，就是一个法治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带动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体制、教育体制等进一步现代化。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当陈旧的东西越来越不被现实承认的时候，自然就衰竭了，没有力量能阻挡这个潮流。
实际上，我们习惯把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半期这十几年称作“改革”时期，因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自上而下的。但是从19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它叫做“转型”时期，当然从渐进的角度它还是改革，但从动力结构看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通常我们说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经济拉动社会政治，实践推动理论政策。这样一个过程是自下而上为主的，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许许多多改革的动力，这些多元的内在动力需要“官、产、学、媒”合成、加工、转换和提升。
中国这个民族太古老了，所以它现代化的历程来得比任何民族都要艰难一些，时间也更长一些，但毕竟我们积累了一两百年的丰富经验。每当我们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会反复总结我们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民族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一代一代接着努力，一定会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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