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撰文驳网客：中国18年后追近1977年日本

　　一些网客认为我说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错，中国大约会在18年后追上1970年代后期的强盛日本——不可能对。他们提出种种理由，皆属无知。让我在这里澄清吧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几位教授朋友说，今天国内的网页有一条规律：凡是赞赏政府的必遭痛骂；凡是批评政府的必被赞赏。是无聊的网上文化，希望主要限于网客，否则很头痛。

　　不久前曾发表《五十五周年有感》，乐观地看中国，朋友说，网客把我骂得厉害。不懂礼节。任何人生日，你可以什么也不说，但如果说总要说点好话。这是礼貌，中外皆然。但在骂我的言论中，一些网客认为我说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错，中国大约会在18年后追上1970年代后期的强盛日本——不可能对。他们提出种种理由，皆属无知。让我在这里澄清吧。

　　首先要说，是以国际币值算国民收入作比较，没有意思。这种比较胡来，而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复杂的学问，这里不说了。要说的是北欧的餐馆，一杯白开水收费5美元，那么他们的收入，以今天的汇率算，高出中国那么多，是代表着什么呢？如果让我更改人民币的汇率，让我更改中国的税收制度，也让我更改国民收入的算法，以美元算，我可以容易地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国民收入提升5倍！

　　1975年，赴北美途中，经过日本，参观了当时工业正在起飞的大阪。与今天的长三角工业相比，当年的大阪远为不及。1963年，在洛杉矶加大，老师艾智仁授课时望出窗外，见到一辆停泊着的小汽车，问：“那汽车是什么牌子呀，不知有没有股票出售?”一位同学跑出去看看，回报是Honda(本田)，班上没有人听过。1967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到芝加哥大学造访，在飞机场租了一部本田。他和我一致认为世界上不容易找到更劣质的汽车。1976年，不少美国朋友说本田最耐用最可靠。去年听到本田的人说，广州产出的本田比日本的还要好。

　　1957年日本的制造业比不上今天的中国是没有疑问的，而二十年后的1977年，日本制造业雄视国际也没有疑问。以人口算，日本是大国，而大国的经济发展，重点永远是制造业。1977年的日本，怎样算也是经济先进国家，先进之邦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小孩子的旅行团。日本在二十年内追近美国的经济水平，佛利民说过不知多少次，以之反证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

　　既然在制造业上，今天的中国比1957年的日本高出那么多，而日本能于1977年追近美国的经济，我说中国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错，18年后会追近1977年的日本，不可能是水晶球出了毛病吧。

　　1970年代后期的日本，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胜于今天。但日本是不幸的。1975年我带着孩子游该国，见到一只番茄零售5美元，一粒葡萄零售1美元，就知道他们的经济政策有大失误。也是那一次，带着还不懂事的儿女在日本进午餐，是有花园的餐馆，坐下来，看菜谱的价钱，立刻离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也只有那一次。1986年，我说日本大势已去。

　　我说过，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要合乎情理。不合情理的现象，反映着经济出现了问题，可大可小。

　　日本的困难源于有悠久历史的大地主制度。历代相传，这些地主不少是国会议员，对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要维护高地价，而一个有效的办法是禁止农产品进口。这造成农产品价格奇高，不仅农地值钱，还因为农地不转作工商业用地，后者更是尺土寸金。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与租值冠于地球。后来支撑不住，一泻千里，导致银行的坏账破了纪录。

　　经济学传统的边际生产理论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漏洞。说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等于工资没有错，但工资是可以由生活费用推高的。这是说，边际产出所值可以因为生活费用的上升而逼着提升，但这提升不可以永无止境。到某一点生产力不再提升，或缓慢下来，整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困难。1980年代日本的厂家纷纷跑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跟着大举进军中国。如果日本坚持外汇管制，不容许日资外流，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工业为重，有一个问题国内的读者不容易接受。那就是日本的工业大都是自己的，而中国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工业发展，主要来自外资的推动。在这种族之分的话题上，我的观点是世界大同，只要工业在神州产出，就是神州的，老板的肤色如何无关宏旨。恐怕老外在中国赚到钱而把资金调走吗?如果没有外汇管制，本地人也大可把资金调走。资金的去或留，让国家的投资环境及生活的吸引力决定不是很好吗?

　　有一方面炎黄子孙怎样也比不上日本仔，使我感到面目无光。那就是日本人的习惯是非常清洁，各家各户清早起来洒扫庭除。日本的任何小溪流水，大都清澈见底，或起码没有污染的迹象。这就带来经济学者历来漠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要说一下。

　　清洁是一种产品，是重要的收入，但政府统计的国民数据从来没有算进去。糊涂得很，因为不清洁而引起的疾病的医疗服务的收入，却算进国民收入之内。这样，看国民收入的数据，上帝也不容易作出中肯的阐释。风俗习惯使然，炎黄子孙就是不喜欢付出清洁卫生的行为代价。

　　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清洁，不愿意多付清洁的产出成本，是复杂话题，一言难尽。个人通常反对政府干预，但在清洁这话题上，我劝北京重抖擞，大事“调控”一下。

　　(张五常供本刊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