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言刑名 铸鼎余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实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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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刚才三位教师或慷慨激昂，或语重心长，描述当前刑事诉讼法的严峻现状。想做一个律师有多难？做刑事辩护有多难？做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有多难？做一个研究刑事辩护的教授又有多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三位教授着重讨论一下“怎么办”的问题。首先有请田文昌教授。

　　田文昌：

　　律师和公正的关系是什么？去年我说过“律师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即使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冲突”。每个人都有维护正义的一方面，也有破坏正义的一方面，律师总是站在冲突的边缘，发生冲突时，律师如何实现正义？正义的评价应该交给法律，而律师应在法律的最终评价前去履行他的职责，使法律的评判做到客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在最高层次上是统一的。

　　再过二十年，中国法制界向何处去，发展的步伐会到何种地步，将与我们当前对律师的定位关系密切，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陈瑞华：

　　我们台上的四位要谈“怎么办”非常困难，我想在谈“怎么办”之前谈一谈中国目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本质问题。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不得自证其罪”，在我们中国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谓中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质就是“你胆敢辩护，我就从严”！当我看到中国现实的时候，我猛然醒悟，中国现在存在的是一套来自延安的旧的潜规则，而我们呼吁的是一套来自西方的规则，这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律师艰难的背后，是我们根本没有接受这套来自西方的文化概念，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任何辩护的空间。

　　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动辄“引进”“移植”，我们引进了英美的对抗制，而我们连证人出庭都做不到。作为一个学者怎么办？研究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书斋里研究，而是去基层去现实中看一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本质问题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的法制现代化运动进步甚微，而传统的潜规则一直在发挥作用。比如审判公开制度，我们实行旁听，刘涌案件如此之大，海淀法院安排仅容二十人的小法庭，有人戏称为“比卫生间大一点”，故意对公开审判进行加工。再比如我们严禁刑讯逼供，但屡禁不止；我们严禁超期羁押，但几乎每个案件超期羁押；我们要求当庭宣判，今天的案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定期宣判。看看刑事诉讼法，你就知道中国的实践是刑诉法规定的反面！所以说法律研究，就是要研究活的法律，书本上的规则无法根本解决实践问题。比如即使我们废除了三百零六条，律师仍然会被以“贪污受贿”甚至“泄漏国家秘密罪”、最荒唐的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国家权力膨胀到任意追究被告人的责任、律师的责任时，改变游戏规则根本无法起到真正的作用。在一个公检法利益共同体的体制下，立法建议能解决什么问题？

　　最近几个动向让我很高兴，有两个改革大家认为在目前中国可行。一个关于超期羁押，被超期羁押六个月以上有权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即“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诉讼”。另一个，律师问题，目前的证据制度使律师和控方的证据不能互通，开庭时两败俱伤，也需要公开化、透明化。

　　我们的结论是，第一，研究“怎么办”时，要发现中国的实质问题：从西方引进的话语系统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第二，研究“怎么办”的时候，更要注意把问题找到，不要动辄移植，要研究中国的问题。

　　主持人：

　　感谢陈瑞华教授。虽然听了陈教授的讲话我也有很多话想说，但还是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同学们回答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请问田教授，在刑诉法修改的进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和阻力是什么？

　　田文昌：

　　最大的障碍是部门保护主义。最有权力的人最有可能阻碍刑诉法的修改和进步。

　　主持人：

　　请问陈老师，您说最高法院将设分庭负责死刑复核工作，我想请问第一，分庭设在哪里，北京还是全国各地？如果设在北京如何保证每个案件都能开庭公审并提审被告人？若设在各地，又怎能保证掌握统一的标准？

　　陈瑞华：

　　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北京设六个分庭，死刑复核问题开庭必须保证，一，开庭只有控辩双方，被告人可以不出庭，但必须有律师。第二，至少允许双方就该不该执行死刑进行辩论。第三，专门讨论法律问题。有了这三条，问题至少能解决一部分，谢谢。

　　主持人：

　　律师作为一个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其法律地位至关重要，请问田老师，目前律师应以怎样的身份来面对各种社会压力、行政压力？

　　田文昌

　　律师应该以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来面对这一切和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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