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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黑色忧愁。刚才陈教授说了，如果司法制度不改，刑事诉讼法修改意义不大。司法体制改不下去了，刑事辩护也就辩不下去，人权保障也就保不下去了。我想冀祥德教授对这个也有几句话想说，让我们听一听他的意见。
冀祥德：
我的发言很简单，一个感谢，两个问题。首先，感谢同学们和三位专家今天晚上和我一起探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个问题。两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及怎样修改刑事诉讼法。
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九七年召开了“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周年座谈会”，我首先提出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阅卷难、审查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问题。安徽大学法学院的李教授又加上了辩护难、职业保障难，概括为“五难”。刑诉法修改八年来，方方面面问题不断地涌现。从司法理念上来说，现代法制社会发展的历程是，程序公正慢慢成为实体公正的内容。而我们的刑诉法是为刑法的正确实施而制定，这种典型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暴露无疑。在我国，“崇尚实体，轻视程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想要使程序公正，我们就必须强调立法中、司法中的形式公正。这里也隐含了一个人权保障问题，当你为贪官、黑社会头子等辩护时，你将面对公众舆论的压力和“礼遇”，就像田律师为刘涌案辩护一样。田律师在一次讲话中道破天机：坏人难道没有辩护的权利？有人问，律师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个人？我反问他，是个人需要律师，还是社会需要律师？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刑事辩护上的基本哲理。当司法理念和人权保障的理念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领域时，中国刑事诉讼法如果仍然坚守变相承认刑讯逼供、明显规定羁押、明显没有规定证据制度等等人权保护的基本内容，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改刑诉法的第一个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司法工作理念和人权保障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时，我们的司法者已经在司法活动中进行了实践，如“辩诉交易制度”等。在司法领域内的自发改革，表现了司法机关对我们的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愿望及其“以身试法”的勇气。
第三个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司法公正应该有最低的公正标准，联合国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就是衡量这个标准的依据。试举一例，九八年十月，我们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其规定“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和“不得强迫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等基本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却规定“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是我们为什么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理由之三。
理由之四，刑诉法的职能就是保证实体法刑法的实施，实际情况却是当刑法已经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代替“反革命罪”时，刑事诉讼法仍保留“反革命”罪名。刑诉法与实体法的冲突，还远远不止这些。
理由还有很多，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来谈谈怎样修改刑事诉讼法。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上动手术。增加三个基本原则：程序优先原则；控辩平等原则，表现为控辩双方诉讼地位、手段上的平等；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
其次，要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比如无罪推定原则，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实质上是法院的审判权问题；修改司法独立原则，实现法官与审判组织的独立；修改程序公开原则，不仅是审判程序的公开，侦查、起诉、执行程序都需要公开，看得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既然我们要追求正义，为什么不能把整个诉讼程序公开呢？
第三个方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首当其冲要修改辩护制度。我们所说的“五难”其实是辩护难，中国律师的处境现在就像冰天雪地里的行车人，既想达到目标，又要注意黑暗道路上的冰雪和沟壑，处境可想而知。这是中国辩护律师的生动写照。其次修改证据制度，以及若干程序，如犯罪嫌疑人的询问程序、羁押制度、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
鉴于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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