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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专栏：
戴维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谢世了，享年102岁。戴维德就是有这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赞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质疑，我几个晚上睡不着。我的每一篇英语文章他都读，只要他不说话，我就知道过了关
戴维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谢世了，享年102岁。他是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佛利民的太太的哥哥。佛老曾经对我说：“从来不敢说自己的思想比得上戴维德。”没有听过佛老这样高举一个学者。
对今天的“学术”是很大的讽刺。戴老只有一个学士，不喜欢发表文章，在香港的大学不可能找到一份教职。但他不仅曾经教于哈佛，而且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中坚人物。戴维德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主导了反托拉斯案例的研究，1985年起他主编的几期《法律经济学报》，水平之高前无古人。没有戴老当年的准确判断，今天可能没有“高斯定律”。就是名气比他高得多的哈耶克也曾经得到他的提拔。在芝大的法律学院教经济多年，不少大法官是戴维德教出来的。
纯从法律与经济的学术衡量，以影响论英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学者比得上戴维德。这个家中没有电视，衣着差不多天天一样的人，追求真理的坚持与沉着是我平生仅见。思想清晰，不知为不知，但一旦肯定了答案寸步不移。巴赛尔曾说，经济学行内可以拿一百分的学者，只有戴维德。
我是因为接受了戴维德的传统而不用衔头，没有半张名片。学问这回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用不着任何粉饰。
进入研究院第二年(1962年)，我开始注意戴维德的思想。他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深深吸引着我，使我废寝忘食。IBM强迫租用电脑的客户购买当时用电脑必需的纸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说IBM意图把电脑的专利伸展到没有专利的纸卡那边去。戴老认为专利不可能从一种产品伸展到另一种产品。他认为捆绑纸卡是为了量度电脑使用的频密度，而这样做是为了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19年后，戴老问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我说他的“量度”思维是天才之笔，但价格分歧却是错了。他同意，说自己从来不认为价格分歧的假说是对的。这是大师的风范了。
当年我想，微观经济只有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部分，加上时间就是利息理论，再加上货币就叫作宏观，但捆绑销售这类行为要放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找不到安置的地方。这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的整体有一个很大的缺口，而如果这缺口不好好填补，微观与宏观加起来是一座没有完成的建筑物，很容易会倒塌下来。
戴维德的思维影响了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出发点。捆绑销售显然是另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分成用一个百分比，没有价，也显然是另一种安排。因为没有价，使我想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愈想愈清楚，除了一次买断，所有合约都是结构性的，而捆绑销售只是电脑租用的合约结构中的一部分。这样推下去，每种合约安排都是一种制度，解释一张小小的合约与解释一个国家制度的整体是类同的现象解释。这样看，合约的安排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的另一组重要现象，是需要填补的大缺口，不填补我们根本不能真的明白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好几种版本，其中用上机会主义或博弈论的我不苟同。但从分析合约安排角度处理这门学问，却起自区区在下——在《佃农理论》前没有经济学者对合约有兴趣。只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的合约分析源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启发。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其中1981年以这分析准确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1967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认识戴维德。该年底我探讨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的选择，1968年的春天写好了《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的文稿。史德拉(G. J. Stigler)说有趣，要将该文在他的工作室讨论。在座数十人，其中十多位是顶级人物。前排正中坐着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注意戴老，因为该文的思维是来自他的影响。他面无表情，两个多小时半句话也没有说。过了一天，在教授用膳的地方，戴老慢步向我走来，在我面前停步。我立刻恭敬地站起来，他只说一句：“你昨天的文章是几年来我读到最好的。”然后转身而去。我还站着，禁不住流下泪来。
戴维德就是有这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赞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质疑，我几个晚上睡不着。我的每一篇英语文章他都读，只要他不说话，我就知道过了关。
不一定要把文章寄给戴老阅读的。他不喜欢写，但喜欢读。一篇不大重要的小品，分析优质座位的票价为何偏低，解释是如果优质座位不先坐满，购买低价座位的会在开场后坐到优质那边去，所以东主的订价，要让优质座位的票先卖出，因而票价偏低。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一封无名又无信的“信”，内里只有两方寸剪下来的报道，说某君买了廉价票，偷偷地坐到贵价那边去。我一看就知道是戴老寄来的。
1982年回港，几个月后到洛杉矶加大为戴老八十大寿祝贺，见到他。那是最后一次。1983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是自己称意的文章，很想知道戴老怎样想。不敢写信去问他(他不会喜欢我这样做)。等呀等，没有收到奇怪的信。大约五年后，一位访港的学者朋友带来一个口信，又是一句。戴老说：“公司的解释终于被史提芬找到了答案。”
1993年带佛利民再到中国一游，是希望戴维德一起去，因为听到他希望我能带他到中国一行。写信邀请他，回信使我伤感。他说老了，眼睛看不见，还是让米尔顿到中国后向他细说吧。高斯与戴维德都没到过中国，是中国的不幸。他俩那样关心中国，只听我和米尔顿说作不得准的。
戴维德没有孩子，但很宠爱朋友的孩子。他是个了不起的木匠，喜欢亲自设计、制造拼图玩具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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