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广
最近五年来，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在继续扩大，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份
额从1998年的58.12%上升到2002年的接近60%，相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份额在呈持续性缓慢下降趋势，5年时间，中部地区GDP份额下降1.2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受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下降势头有明显减缓。现在的区域增长格局是中部经济在缓慢“塌陷”，中部地区9省平均人均GDP到2002年首次超过了800美元，达843.1美元，仅为东部的52.33%，比五年前下降了3个百分点。当然西部人均GDP增长更慢。
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来讲，预计包括2003年在内，东部地区只需七年时间即2010年就会达到人均3000美元(假设东部地区这期间GDP年均增长为9%)，如果假设中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比中部低一个百分点，即8%，那么，中部地区需要16.5年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即2020年接近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相似地推断，西部大致需要20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即比中部地区晚2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实际上因为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些，估计还会延迟1～2年才到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继续拉大，特别是现阶段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会阻碍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东部地区都会很轻易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且向宽裕型发展。但现有增长条件和趋势并不能保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能持续20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
中部经济在缓慢“塌陷”
1.中部地区分布着我国35.3%的人口(2002年达4.5亿人)，只要中部地区整体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那么整个中国经济便较容易地实现全面小康，所以，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建设全国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中部地区，在于加速中部地区的发展，在于变中部“塌陷”为中部“隆起”。但按现在的经济增长态势发展，中部地区持续快速发展正面临较大的挑战。区域差距的持续放大所带来的最严重的挑战是，中西部资本的严重短缺，而劳动力大量过剩，难以被非农业和城市消化，中部地区有“持续塌陷”的危险。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结构矛盾和体制矛盾主要集中在中部。有效需求不足、三农问题、产业结构矛盾和城市化滞后等问题主要反映在中部。
2.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
一是当前中部地区面临明显的投资不足。中部地区人均占全国的35.3%、GDP占全国的26.6%，资本形成额只占24.53%，人均资本流量只及东部的47.82%，比人均GDP相当于东部的比例52.33%要低4.5个百分点，在人均资本方面，西部地区反而要好于中部地区，这一方面说明西部大开发对缓解西部地区资本不足的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部的投入产出率明显偏低。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中部地区投资(或资本)不足主要是工业投资(或资本)的不足和交通运输服务业投资的不足以及对教育投资的不足。表3显示，中部地区工业资本(工业资本是指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仅占全国的23.08%，比其所占GDP的份额低3.5百分点，而人均工业资本中部地区仅及东部的43.28%，比相应的GDP比例低近9个百分点，这导致了人均工业增加值表示的工业产出严重偏低(交通运输和教育投资另外再计算)。
二是出口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是中西部的另一个最大弱项。我国出口需求和外资利用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而且近几年特别是加入WTO后继续强化这一态势。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上的好处严重偏小。2002年有91.62%的出口和87%的外资集中于沿海地区，相应的整个中西部地区仅占8%稍强和13%。人均净出口额中部地区不仅东部的10%(9.32%)，西部人均净出口则是一个明显的负值。没有出口需求更加剧了中部地区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的矛盾。
三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表2显示，在三大需求中，中部地区消费需求相对强一些，最终消费占全部的比重为28.99%，比GDP所占份额高2个多百分点，但从人均消费水平来讲，不仅大大落后后沿海地区，而且与全国平均消费还有不小的差距。2002年全国人均最终消费5033.01元，而中部地区仅为4136.94元，即中部地区人均最终消费仅及全国的82.2%，低17.8%。消费需求的差距比投资和出口明显要小说明，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倾向相对较高，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只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而无法释放。但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中部地区居民(城镇和农村)收入增长明显受到非农就业不足及投资不足的明显限制。
以上分析表明，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努力挖掘中部地区内需的消费潜力，把中部地区培育为我国新的强势增长区域，对扩大内需具有战略性意义。
3.三农问题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社会普遍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主要也是中部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首先，中部地区为农业主产区，过多的农业人口和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的情况，农民收入增长偏慢，中部地区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土地的收入一般在60%～80%，少数几个农民工多的地区如江西、湖南和安徽相对低一些。其次，农民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来讲，中部地区都是全国最多的。三是中部地区农工业化在受到巨大的内在性和外部性障碍等影响下，处于相对停滞的状况。三农问题必须从区域经济协调以及城乡统筹的角度，才能逐步加以解决。关键是要促进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4.产业结构矛盾和城市化滞后问题主要反映在中部
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在中部地区反映得最为突出。一是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结构偏差过大，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55.17%，比全国平均高11.1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12.73个百分点，而产值结构在三大区域中相对较小，中部为17.90%，比东部低7.2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4.16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比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值分别偏大5.5个和6.95个百分点，即中部地区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要更加突出。二是工业发展面临相当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中部地位产业结构偏差比西部地区稍小一些，但其工业结构偏不仅比东部和全国平均高，而且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表明中部地区工业结构矛盾突出，这是造成中部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处于“上下两难”的局面。“下”既从事更多劳动密集产业的生产，轻型化，则受东部地区的明显挤压。东部地区偏轻的产业结构因大量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难以向中部地区转移。“上”，所谓跨跃式发展，因资本短缺、技术和人才积累不足及企业管理水平低因素难以实现。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落后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工业结构矛盾突出、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无法形成一批具有显著的国际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群。一段时间内的产业结构的优劣并不在于其结构是偏重还是偏轻的，是从事高附加值的还是从事低附加值的，关键是根据资源结构特点及发展阶段，形成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的产业。
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业都是偏重的，单位产出的附加值明显要比沿海高，但在目前工业化阶段(中部地区普遍还没有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有的只是初期，有的正在中期过渡)，大量资金投入偏向于资本密集产业实际上没有比较优势。沿海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主要是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食品加工及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低附加值部分(也是劳动密集型环节)。如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浙江省工业附加值率长期以来是最低的，2002年为24.58%，比全国平均值低5.8个百分点，天津、江苏、广东这个发达地区也都是工业附加值率最低的几个地位，2002年分别为25.38%、25.58%和26.63%；相反，中西部地区工业附加值率高但工业规模小，2002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率分别为35.11%和36.73%，分别比东部高于7.6个和9.2个百分点。产业是从低附加值主向中附加值再到高附加值升级的，这符合于比较优势原则，是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必然过程，这一“传统路径”是无法跨越的。只有建立了一套的合理工业结构和城市结构(低成本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才能加速，二元结构矛盾才能更好的解决。
5.体制矛盾主要反映在中部
中部地区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与国有企业资产及投资比重过大、资源配置集中于省会城市两个因素关系密切。从投资资金的主体看，据估计，2002年东部地区国有及控股部门投资已经不到一半，为49.3%，而中、西部地区国有及控股部门投资仍然超过60%，分别为61.2%和64.7%，中西部地区国有投资主导的特征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工业资产总额来讲，资源配置效率低及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资源集中于计划色彩浓的省会城市，一市独大问题导致区域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尤其表现为城乡间的不平衡。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