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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刘纯彬教授
近一个时期以来，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成为经济学界议论的热点。这源于他带了几个研究生做了几个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这是几家上市公司，他用的也是公开发布的数据资料。他的研究结果是否准确，我没读过课题报告，也不敢说。况且，我是土鳖，没有海归留洋教授“系统现代经济学训练”。有的被郎研究的人士，已向香港法院递交诉状，官司至
今如何，不得而知。我也曾多次去香港高校交流开会等活动，并不认为那里的教授个个水平如张五常。但我敬佩郎咸平。这个敬佩不是如通常那样读了他的书或了解他的为人。而仅仅因为这次论争中郎教授的言论。为什么？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制的扭曲异化，确是相当的严重，但大陆的教授学者们(我也算是滥竽充数的一个)没有几人(左大培教授等是说了话的)发出过如郎某人的呼声!这呼声有力、有理、有义。
一位北大教授竟然说了些近乎中伤郎某人的话，说他在美国如何，又说他在香港如何。我想,就是郎咸平在美国在香港是坏蛋，但他到大陆做这个研究发出这个呼声，我都要再三为他鼓掌，向他致敬。
我们大陆中国人总爱把不大好的事，即使已很普遍很严重说成是“个别的”甚至是“极个别的”，而把真是个别的，也会说成是大量的普遍的。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治理较严的国家，可以想象任何个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是有限的困难的，但大陆的土鳖学者浸泡在这个土地上，人际网络丰富而密切，党政军民学，三教九流，七大姑八大姨无不接触，一个广泛而时间较长的又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只要他认真公正的调查了解，是会有一个大体实事求是的判断的。
我想说说我这几年了解到的几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企改制的小案例：我很熟悉的京西不远处的一个小城市，有一家面粉厂，是当年国家经贸委定的大二类国营企业，是国家经贸委批的外汇指标，20世纪末引进全套进口设备，中国银行贷款七八千万。但没有几年就改制，改制后的新主人是原企业法人代表的丈夫。该丈夫原在市政府一个职能局当局长，为了成为新企业的主人，局长也不做了。而他的老婆，即原企业法人代表又调到另外一家国家单位去当领导，还得到提拔升了级别。这个新主人花了多少钱掌控了如此大的一家国企呢?区区几百万人民币。据说评估的结果，整套洋设备现在不值几个钱了，又据说为了引进设备，大队人马几次到西方国家广泛考察研究，所花的差旅考察费恐怕比这套设备的现值还多!中国银行的贷款成了呆坏帐，不知是否又已剥离出去(实际是把人民的钱基本报废)。
还是这个小城市，商业局下属的号称8大公司及其几个大商场等资产，改制卖了几百万。谁买了呢？原商业局长后来叫总经理。年色已衰的老营业员大量下岗回家，另外招聘年青女孩，月薪几百元，什么社会保障也没有。昔日局长、党组书记一夜之间成了资本家老板，国营企业的主人翁成了战战兢兢随时遭解雇的无产者。
还是这个小城市的汽车制造厂(主要产品是212吉普车的车身)计划经济时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为了发展壮大这个最大的国企，十分紧张的吃饭财政，每年都要挤出可观的一笔钱注入，购买新设备，建设新厂房。可以说这个厂集中了多年纳税人的至少上亿的血汗钱(大多数是80年代的钱!)改制后，卖给原企业法人厂长的子女了。并且这个厂的一部分资产价值作为给这位老厂长多年贡献的奖励送给他了。如今这个厂也是所谓的民营企业。
这个小城市上百家大大小小的国企，如今已全部荡然无存。半个世纪的积累建设，全体国企职工的低工资加上其他许多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市政府的财政局得了多少钱呢？据说只收获很少一点钱。这点卖厂的钱又干什么去了呢？可能只有极少的人知道。
这样的国企改制国资流失连这个城市法院的负责同志都觉不公，发出不满之词，但我国司法不独立。只要有市政府体改、国资等部门签字盖章，更有市长、副市长签批。企业的所谓破产法院照办，而后就一切程序合法。昔日按党的干部身份任命的国企领导，如今走在前面雄纠纠气昂昂，豪华车宾馆酒楼一派资本家风范，跟在后面的国企职工变成了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牵着走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时时担心着下岗被裁，却没有可以依靠维权的工会组织。而竟然有学者撰文称，我国工会的主要问题是想学西方工会维权那一套。
我听说，全省都如这个小城市这样搞，因此并不是个别现象。
我的一位亲属为国企操劳一生，还是个负责人。晚年得了绝症，企业一分钱医药费不给出，说全厂的职工都如此。但企业现在的领导人小轿车照坐，酒店照进，职工毫无办法。给当地党政领导人写信反映，没人理睬。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他干的好不好，上级领导说了算，因此职工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当家做主人的真正滋味。搞市场经济以后，大量企业改制，职工就更不是主人翁了。说到底，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政领导国家半个多世纪，工人阶级竟一年也没真正当过主人翁, 因为他们说话什么也不算。所谓的工会成了工厂卖电影票搞文体活动等事务的一个小机构，工会主席成了厂领导可以随时任免的一个小干部。有些大企业工会主席“享受”副厂长的待遇，但他很难去关心工人的权益问题。国企通常说是全民所有制，也可以说是全厂职工的。国企的资产谁有处置的最高决定权？应当是全厂职工。现在的国企改制，资产评估是企业领导花国企的钱雇评估专家所评估，我国评估业的质量是大家都清楚的，真是想怎么评就怎么评，想估多少就估多少。一些评估师为赚评估费，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的出来，这等于就是国企领导人自己评估自己买，所以实际价值和评估价值相差悬殊就再正常不过了，评估以后又往往不通过媒体昭告天下竟买。这种交易的暗箱和猫腻就成了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因为太多了，看麻木了。但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专家学者却没有什么强烈的反映。究竟是知道不知道国企改制怎样改的呢?还是心中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改制结果?
郎教授是香港人，他研究的是上市公司，由于种种不便，他很难研究广大中小国企的改制和资产流失，而后者比前者对中国的影响和伤害力要大得多，因为有上亿的职工是在中小企业就业的。
北大教授张维迎在深圳发表演说，回到北京又接受记者采访，大谈要善待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他要善待的人只是所谓的企业家，要给他们高的评价，要给他们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等等。我似乎找到了张教授走到全中国的企业都会受到热情款待的原因，但可惜他只字不提如何善待广大职工，他似乎忘了企业的大院和厂房中绝大多数是职工。他除了那口山西腔没有变，其他的都变了，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感情变没了。
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某位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1989年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宏文几乎是斯大林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缩写本，而今又要纳税人出100万元编写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北大有风骨、学问俱佳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但是1957年打成右派了，真希望新一代的北大著名经济学家继承后者而不是前者的衣钵。北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太崇高，但想想北大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直到如今，一些教授的所说所写所为，真让人遗憾。
行文至此，我想再说说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双向选择”.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俺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如今市场经济，又实行“双向选择”。我曾亲耳听到企业领导人大谈这个办法平等公平，说是我不满意你可以炒你，你不满意我也可以炒我，云云。细想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满意老板，我可以不干走人，还可以暂时自我安慰：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你炒老板的结果只能是你走人，你没有办法让老板走人。即使你多么不满意他。但他不满意你，可以一句话就让你走人，客气的再追加一句话“另谋高就”。“双向选择”其实是单向选择，只是你走人的方式不同，是你自己走，还是老板让你走，而老板则岿然不动。这本是马克思100多年前早已说清的道理，何以现在不论是国企下岗，还是国家事业单位“分流”，还是机关裁员，这似是而非的双向选择到处在说，大家也似乎觉得是挺公平的。可能是市场经济的表面平等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太迷惑人了，以至于我们念过<资本论>的人也糊涂了。也可能是过去自由太少了，你想走人，单位可以不让你走，扣住档案不放就是常用手法，不让走可能是重用，也可能是整你。以至于直到现在，体制培养的一批心理阴暗的领导和组织人事干部，你要去“坏”单位让你走，你要去“好”单位就故意捣乱不让你走。他(她)宁肯看见你心堵。
一些国企领导人正是以老板自居并且实质上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语)，他们以虚伪的所谓双向选择，把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他们巧取豪夺，浪费鲸吞职工几十年血汗劳动积累建设的工厂，竟然心安理得，他们原本拿的也是不多的工资，如今却可以吞下几亿原值资产,上千亩地厂房的企业。这样沉重甚至沉痛的事情，我们的教授学者却还要为之粉饰为之辩护。
第二个是为什么国企搞不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民主，职工更不能当家作主。职工参与监督参与管理的权力比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企业还要少得多。工会又形同虚设。实际上又不允许职工自由结社，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沦为可以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相类比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资产就交给该企业所有职工，由他们去投票选举领导人，也有权罢免企业领导人,由他们去集思广益去研究讨论决定企业一切大事，由他们自己同舟共济去求得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即使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失败破产，他们也不会埋怨党和政府，从而党和政府也不必付出现在这样巨大的软代价或说是信誉代价。几千万下岗工人有几个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呢?现在的国企改制办法使党和政府付出的软代价太大了。但我们的高层领导人似乎没有清楚的感觉。我相信，把国企交给职工，由他们自己去办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肯定能办成功一部分。职工中孕藏着大量人才和积极性。办的不好而改制的国企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缺才少德，平日心血主要不是用在如何提高自己素质，经营管理好企业上。朱鎔基视察的许多企业领导人都向他要钱要物要权力，但朱总理说，企业办不好首要的原因是你们管理不好，我们已经到了要管理救国的地步了。厂子交给职工，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下，职工们会明白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可以把厂子办好，否则就要破产倒闭。工人中的杰出分子就有机会有舞台展示他们的才能。过去国企中常常发生的工人偷工厂的东西，甚至损坏工厂东西的行为，在全体主人翁的监督下就会灭绝。
我赞成国企改制，但不赞成现在这样的改法。因为现在的改制是把一小撮人改成资本家，把绝大部分职工改成雇佣劳动者。而且是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极其类似的资本家和雇用劳动者。我们的教授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他们可以获得各种大奖，但从未见到他们写出一个中国国企真实状况的调查报告。更没见到过一篇国企改制真实状况的调查报告。
我想毛泽东要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去的方向至今仍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大对头。学者们衣食无忧是吃财政饭的人，他们天天写的是涉及工人农民的事，但他们的双脚离车间和村庄太远了。相当一部分机关干部也越来越喜欢和老板们同桌共餐，他们离工人农民的餐桌也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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