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货币合作与协调--欧洲经验与亚洲可能性

　　国际学术会议：

　　区域性货币合作与协调——欧洲经验与亚洲可能性

　　Reg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Experience in Europe and Feasibilities in Asia

　　主办者：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

　　瑞典隆德大学经济研究所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2004年10月25日～26日, 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德隆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区域货币合作与协调——欧洲与亚洲实践的可能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除了中方学者外, 与会的还有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Allan Malm教授，Björn Hansson教授，Hans NE Byström教授，Jonas Ljungberg教授, 韩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Heung Chong Kim教授, SNEE瑞典网络欧洲经济与商业研究主席Lars Oxelheim，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陆丁教授, 法国EDHEC商业学校财会系系主任Michael Picavet, 德国Tuebingen大学Sonja Opper教授，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Ulrich Volz博士,和瑞典Guterburg大学经济学系张建华教授等国外学者。复旦大学蔡达峰副校长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词。

　　会议就七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一、货币一体化有没有必然性？

　　华民教授说，判断货币是否一体化，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位货币。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话，19世纪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英镑体系、以及布雷顿体系下的与黄金挂钩时代的美元，其实都是一种一体化的货币。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导致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一体化货币体系解体，而货币的分裂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引致了对一体化货币的需求，特别是在内部贸易量非常巨大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地区性的一体化货币在稳定经济方面究竟具有多大的作用？特别是当该区域性一体或货币在世界上并不是一种主导性货币的时候。戴炳然教授就货币一体化的必然性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二、欧元启动以来的表现究竟如何？

　　关于欧元启动以来的表现，SNEE瑞典网络欧洲经济与商业研究主席Lars Oxelheim(拉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欧元的启动首先产生的是通货膨胀效应。产生这效应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欧元流通的技术换算效应；第二，在分散的财政政策和集中货币政策的制度安排下，为防止各国的败德(突破财政政策的高限)，欧洲央行不得不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通货膨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提高。

　　Hans NE Byström(汉森)教授认为欧元启动产生了差别产品效应。欧元流通并没有带来市场的一体化，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都是如此，尤其是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和各国消费者及投资者的本国偏好，货币一体化仅仅不过是降低了交易成本，而这与一体化成本之巨大相比，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Jonas Ljungberg(乔讷斯)教授则指出了欧元启动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负效应。他说，欧元的流通、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一体化使得各个成员国家利用汇率来改善竞争力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由统一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统一利率不但不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还阻止了资本在欧元区内的自由流动，由此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大量资本从欧元区流向美国。因此，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无论从商品市场还是从资本市场来看，欧元区的竞争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三、一个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是否可以保证货币一体化的稳健运行？并为货币合作带来福利？

　　Ulrich Volz博士的发言探讨了中央银行在货币一体化以后究竟应当执行什么样的功能？他指出，假如欧洲央行的主要功能是稳定内部价格、防止通货膨胀，那么它就不能对汇率加以干预。就像在目

　　前的情况下，欧元对美元不断升值，假如欧洲央行要想保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它就必须大量买进美元，然而这必定会导致欧元区内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造成通货膨胀，而这恰好是与稳定内部价格的目标相冲突的。反之，假如指派给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那么欧洲央行就不再可能执行维持物价稳定的任务。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在存在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元)的情况下，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哪怕是一个很有信用的央行，也是难以担当起完成货币合作的重任的。

　　华民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在欧元迅速升值的情况下，欧洲央行迟迟不对汇率加以干预，已经表明独立的央行并不一定是货币一体化成功的制度保证。其实，问题出在一个独立的央行与分散的财政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构架下，欧元区很难按照蒙代尔的理论进行政策指派。于是，各个成员国家就只能由两种选择：要么选择败德；要么选择搭便车。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独立的央行无所适从。由此可见，欧元区实际上是遇到了大银行和小政府(小财政)的矛盾。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欧盟东扩的前景如何？

　　唐朱昌教授和刘军梅副教授就欧盟东扩与欧元区的前景问题做了探讨和分析，指出欧盟东扩是有利于欧洲经济增长的：第一，东扩可以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第二，可以扩大市场；第三，可以深化分工。

　　但是，在欧元区建立以后，欧盟东扩就变得复杂起来：新成员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国？还是一个名义上的成员国？假如要想成为前者，那么就如唐朱昌教授所说的必须实现从名义趋同到实际趋同的转变，而这又会如同刘军梅教授所说的那样，新成员国将会面临加快经济转型所产生的风险；假如新成员国选择的是后者，那么他们就

　　将与原有的成员国家处在一种非常不公平的二元结构中，而不能分享

　　货币一体化、乃至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所以，欧盟东扩对于欧元来讲也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五、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吗？

　　对于“东亚为什么要推进货币合作”这一问题，刘红忠教授的发言中提到了1997年金融危机和区内不断增加的贸易量的等因素。

　　华民教授则认为首先要看东亚的金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因为没有货币合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结构有问题才造成的？这本身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尹翔硕教授做的内生性贸易的实证证明了东亚的贸易量确实在增加，但华民教授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贸易流量显然比外部贸易流量要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地区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贸易区，东亚国家的贸易是在美国的组织下展开的。回顾一下英国时代的世界贸易格局和世界货币体系，再来看今天世界的贸易格局、特别是美国领导下的亚太地区的贸易格局，就可以发现，一个在贸易和国际分工上无法摆脱美国的东亚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其实，在今天的东亚，有了美元就够了。

　　很多教授的发言都普遍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从目前看来极小，无论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还是从政治矛盾来看，实现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几乎没有一项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建立一种比较低级的货币合作机制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六、关于中国人民币的地位问题？

　　人民币能够单独建立一个通货区吗？华民教授认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通货区应当有本位货币和独立的央行。中国的香港、澳门和

　　台湾并不会加入到这样的体系中来，人民币可以在香港、澳门、乃至台湾流通，只不过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正在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罢了。或者说是中国准备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一个试验而已。此外，中国内部的省际贸易比国际贸易还要困难，因为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

　　干杏娣教授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在发展与改革中不断演进的，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加健康而又有效率的货币政策无疑是受到了中国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数量巨大的存量坏账的制约。

　　郑辉副教授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除了出口退税率下调之外，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民工荒时造成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纪康教授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比较可行，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第一，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而美元又是世界贸易主要的结算货币；第二，与中国一起参与美国组织的亚太垂直国际分工的东亚国家几乎都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所以人民币钉住美元可以与东亚国家的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由于以下理由，中国采取官方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比较有利的：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出口主导的发展阶段；第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需要借助于固定汇率制度来降低出口部门的汇率风险；第三，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为霸权的货币体系，其他货币很难取得独立的货币定价权，所以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搭便车是比较有利可图的。

　　七、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

　　孙立坚教授指出了资本大规模流向美国的原因：第一，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需要依靠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第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吸纳全球资金；第三，三个制造大国向美国提供现金流来供美国消费，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的产品创造需求(萨伊教条——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第四，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要好于德国和日，以致美国敢于消费，德国和日本看重储蓄；第五，中国大量资本流出则具有制度套利的性质。

　　华民教授最后补充说，这种流动趋势是有危险的，但是又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所以，难怪人们要谴责格林斯潘是在制造全球泡沫。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交流，并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