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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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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最主要的学术理论贡献有五点
记者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邹恒甫所写的题为《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著作里，看到了他用英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20篇论文，还看到了他为中国读者所写的一篇千字前言。在这篇前言里，邹恒甫十分低调地介绍了自己的五点“实证发现和理论观点”。
邹恒甫以自己独特的世界银行经济家的身份对全球43个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统计分析，发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基础建设上投资比例过大，而通常忽视包括行政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如基础建设上投资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是邹恒甫的第一个贡献。第二，他在对中国和美国等46个国家的综合经验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第三，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基尼系数往往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发生显著变化，但基尼系数的国际差别却非常大。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是教育水平、财富分配、金融发展和民主自由的程度。第四，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五，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因素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等方面的差别，他建立数理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用邹恒甫本人的话说：“以上观点在中国鲜为人知。我自己感到欣慰的还有另外两点，既在1997年最早为重商主义提供了一个数理模型，而在更早的1995年第一次展开了对军事支出和资本积累的数理分析。”
国内外经济学名流对邹恒甫有很高的评价
邹恒甫的一些经济学观点，曾经得到过国际经济学大师巴罗、雅克-让·拉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在内的高度赞扬。巴罗在同邹恒甫的激烈争辩中成为至交。雅克-让·拉丰评价邹恒甫有“令人信服的杰出的学术成就”。赫克曼在多种场合赞扬邹恒甫在收入分配和财政政策研究领域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已故的“一代经济学大师” 董辅礽先生对邹恒甫的学术水平和办教育的成就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 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名气极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极为自负的郎咸平，据说除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极少数大师表示尊敬之外，在没有值得郎咸平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里，惟有邹恒甫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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