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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鹏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投资体制创新的动力在于获取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以突破我国经济领域的诸多滞碍。这个潜在收益主要体现在：
(1)规模经济。现阶段我国很多领域的多数企业都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企业的平
均规模来看，我国仅有12家企业进入2003世界500强。通过以改善投资主体融资渠道为主的投融资制度创新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2)外部性内在化。投资领域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投资项目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各地制定的产业政策高度雷同，以致于出现城市间恶性竞争。根据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问题所作的调查统计，就产业结构相同系数而言，上海与江苏为0.82，上海与浙江为0.76，而江苏与浙江则高达0.97。14个城市“十五规划”中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分别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70%。虽然各方对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呼声很高，但同时以压地价、比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的城市间恶性竞争很严重。如果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能相互协调，那么这种恶性竞争不仅可以避免，而且区域一体化进程也会加快。此外，投资领域的外部性还体现在：公共投资因政府财力不足而无法兴办。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需要对投资决策和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只有通过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外部的决策、投资的混乱和重复消除在一体化后的内部比较和整合，才能达到各区域经济的有效优化。
(3)交易费用减少。投资领域内的交易费用体现为投资主体在投资过程中支付给政府部门的行政费用。据统计每年各种不合理行政收费大体占到国有企业当年实现的利税之和的20%。通过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投资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行政性交易费用。
通过突破而获得的潜在收益仅是制度创新的动力。但投资同全社会其他经济活动的联系具有复杂性、广泛性的特点。因而对投资体制的改革经常需要配合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其他方面的改革滞后将会影响投资体制的完善。
投资体制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建立投资约束机制、成为市场经济投资主体，即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投资效益最大化机制，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形成能够对投资风险负责的主体。要做到这两点，离不开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也离不开实现政企分开为目标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但从目前来看，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
根据产权理论分析，国家所选择的国企代理人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和激励较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代理人进行充分监督的费用又极其高昂。这从理论上说明了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运行效率较非国有资本低。因而对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思路不应局限于企业内部本身，而是从整个国有经济布局的重新调整这个角度来看。从国资管理体制来看，我国将推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介经营机构→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从理论上看，在第一级实现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两种职能相分离，在第二级实现了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相分离，在第三级实现了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当上述这些改革完成后，国企投资才更加市场化。
此外，其他方面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影响体现在：(1)投资领域内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有赖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以及放宽对非国有资本参与公共投资的限制。(2)民营资本融资难的问题有赖于三方面的改革，一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使国有商业银行能真正市场化运作，以提高其对民营资本贷款的比重；二是在直接融资问题上，使证券市场真正能做到对所有资本一视同仁，取消民营企业筹资的种种限制；三是推进非流通股流通，使证券市场有效运行。(3)对投资项目由行政审批改为项目备案登记制，有赖于政府宏观调控间接化的改革。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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