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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张军教授的发言。张老师首先讲到现在的争论是无谓的争论，郎咸平无非是在自我炒作，郎咸平本人也承认在这次讨论过程中，自己的身价暴涨，出场费可以达到4万元。接着张老师讲到了关于郎咸平的一些花序。(郎咸平在一次演讲中，由于设备出了问题，维修人员又迟迟不能赶来，郎咸平罢讲两个小时，最后一直宣扬国企高效率的郎咸平说了一句：“这就是国企”。使人不禁对其的自相矛盾感到好笑)。尽管这个问题的争论是无谓的，但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在张老师亲身参加的上海市委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的专家学者讨论会中，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合法性问题，经济学界同与会的哲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无法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其中的问题还是很复杂的。
张军
张军老师提出，事实上，改革20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面临着国企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大家关注的问题在于国企改革是谁批准的以及国企改革的合法性在哪里。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合法性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对合法性的分析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从意识形态和公众两个层面分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了计划是体制问题，市场是运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指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接着张老师就为什么现在这个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又成为经济界乃至社会各个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老师认为，在中国从原有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再到国企大规模民营化的过程中，改革的变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最初的改革是增量式改革，在这种改革模式下，社会最基本的存量不动，只是进行了一些边际的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并没有事先规定的改革计划或蓝图，是让“最接近问题”的人自发地进行改革，成功后由中央在出台文件追认(例如，特区改革)。合法性也就处在了实用主义的范畴之中了。这种改革是帕累托改进，没有(或者有非常少数)失利者，只有得利者。所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的改革，社会成本相对很小，遇到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很小。直到94年，我国才开始进行了更深刻的改革，逐步的去改革80年代增量式改革中没有触动的存量部分。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存量的分配、存量产权的界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因为在这一阶段的改革，已经出现了利益受损者，于是合法性问题就日益突出。而此时的改革依然延续了80年代改革的方式，即没有蓝图，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搞试点。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在于，处理国有企业同职工的合约问题，如何对国家的毁约行为进行补偿的问题。
张老师指出，整体上看，这种改革还算比较好。随着国有企业逐步走下坡路，国企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在减弱，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国企的依赖程度越低，这时进行的国企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无疑就相对比较低了。所以从社会成本的角度分析，张老师认为现在的国企改革是成功的。
最后张老师谈到了两个误区。①张老师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张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出版社，仓库里有价值几亿元的不能再出售的图书，就放在仓库里没有哪个领导人敢去处理，因为一旦低价处理掉会冒“国有资产流失”，“贱卖国有资产”的风险。而任何人都明白，这些图书不低价转让，只会成为一堆废品，造成国有资产的完全流失。②国有资产只能卖高价不能卖地价的问题。实际上，资产在定价系统不断转换过程中，参数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依然停留在原有层面上思考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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