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对话研究中国历史的耶鲁教授Beatrice(2)

　　 第1页:王利芬对话研究中国历史的耶鲁教授Beatrice 第2页:王利芬对话研究中国历史的耶鲁教授Beatrice(2)

　　相关专题：

　　CCTV资深制片人王利芬新浪专栏

　　BEATRICE用书面的形式回答了我几乎所有的问题。

　　王利芬：您了解，在这儿，我指的您的课堂上，学生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原因吗，能不能给我一两个例子？

　　BEATRICE：我认为在我课堂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且会越来越重要。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来说，它的历史是极其值得去学习的。除此之外，有一些学生从中国和从亚洲其它一些地方来，而中国对于亚洲来说也是那样的重要。我的很多学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民主状况非常感兴趣，尤其对中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感兴趣。

　　王利芬：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从您的角度看，您能否比较从1800年到1978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同与不同？

　　BEATRICE：我不知道1800年到1978年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谈，但有一点肯定的，那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8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顺便说，1978年是我的课程的第三部分，学生们极感兴趣1978年带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变化，他们也非常羡慕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

　　王利芬：您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说是中国重集体主义，而西方重个体主义，您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BEATRICE：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很多的西方人他们非常重视团体，集体，他们重视家庭，学校，教堂，而很多东方人对于个体的生命和幸福也极其看重。

　　王利芬：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我观察到您对中国的时事极其关注，那么您认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BEATRICE：我相信西方人非常羡慕中国人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如何。西方人很想了解的是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发展上如此成功。

　　王利芬：您到中国去过多少次？最近是何时？您的观察又是什么？

　　BEATRICE：我是去年圣诞节期间到中国的，这是最近的一次，是去开一个会，之前是2000年，我到过广州和香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关于中国，我用中文做过两次讲话，一次是关于我的新书《on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18th century》，另外一次是谈耶鲁大学如何训练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生。

　　王利芬：能否告诉我一点您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趣事呢？您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中国历史研究上？

　　BEATRICE：我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这是因为从中你能看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人群是如何发展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中国人民所做的是完全值得我们这样来研究它，而且现在看来，有很多是成功的。我相信中国历史中蕴含着许多让人羡慕的东西，我相信对于学生们来说，珍惜他们国家自己的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但去了解别国的文明，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民族的文明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上面是因为我做的一个研究是关于中国清代政府官员的沟通机制，在研究中一些档案非常吸引我，在这方面，我写了一本书。

　　王利芬：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从您的回答中我也重新在打量我的国家的历史和今天，因为您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

　　BEATRICE：非常高兴遇到你，也很高兴与你交谈，如果你发表，请给我看一下。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