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新人中国盲区：经济与政治周期时间一致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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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14日 13:5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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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钱是好的，但是我不在这种钱的游戏中。因为我喜欢做事。”普雷斯科特对路透社记者说。作为11日刚刚公布的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名获得者的其中一位，普雷斯科特
与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书的普雷斯科特分享此番136万美元奖金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的基德兰德(Keyland)。基德兰德的同事曾经开玩笑说他将能获奖，对此，基德兰德说，“我从不对它给予任何注意力”。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上述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真实周期理论所做的贡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志伟教授说，“周期理论自19世纪后半期有大范围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的研究最成熟，但是至今没有重大突破。对于沉寂多年的经济周期的研究来说，他们两位的研究是一次复活。”在他看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创新已经越来越难，他们两位的研究不属于奠基性的理论贡献，更多的是技术成份。 “他们的贡献值得肯定。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不承认有周期问题，他们认为市场可以调节波动，所以研究周期是属于异端。他们两位研究周期问题而且认为有用，并认为状态本身会变，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从平稳到不平稳，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是随机的，状态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有发展，也更向现实靠拢，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内只剩下他们两位没获奖了，所以应该获奖。”王志伟又说。 王志伟的说法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价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不仅转变经济研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实践”。 “周期性的波动根源在于供给” 他们两人致力于这项研究30多年之久，五次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成名之作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发表于1977的“规则制定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佳计划政策制定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这篇文章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和时间一致性经济政策；以及1982年发表在美国《计量经济学》上的“构造和总量波动的时间”，建造了他们的方法与模型。 在宏观经济学中，国际上把他们的研究称做“真实周期理论”，或者“实际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ircle)。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指实际经济周期，是由引起生产率增长波动的技术变动引起的，使用增长核算减去资本积累，生产率的波动和实际经济波动相关。但是经济学家没有确定什么是生产率变动的实际指标，或者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周期理论生产率的变动被称之为随机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假定生产率的波动主要是由于产生与技术的变动速度的波动，比如国际动乱、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实际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理论，追溯到1996年获得诺奖的卢卡斯所提出的预期理论，但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给出了这种理论的证明。 经济学家通常把宏观经济的波动视为由于“偏差”在需求方面，例如，厂商、投资、居民消费等引起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解释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能够补偿“需求”方面的冲击，但是难以用理论揭示现实中经济政策的执行。直到70年代，西方经济进入到一个滞胀时期(同时发生高通胀和高失业率)，早期经济周期理论和分析弱点变得明显：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基于现实的理论无法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因此，流行的理论失去了它的解释能力。他们两人的研究认为，宏观经济波动不只是受到需求影响，还受到供给的影响，比如技术进步、油价的上升、生产率的下降，这些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 卢卡斯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首先表示了对这种理论的批判，但是直到他们两人在1982年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才奠定了用微观基础分析宏观经济周期理论。他们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劳动生产率短期的变化的传导机制对经济不同的领域的影响，基于典型的微观经济模型，所谓的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讨论了超前的预期含义，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相对价格的运动会将技术进步的增长率的偏差影响传递和扩散到整个经济中，会提高短期的经济波动。 由于他们的模型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他们的研究表明，周期性的运动是根源于供给方面的原因，这个模型奠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基础，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 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的贡献 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其他研究经济周期的人们开始分析周期现象，都在用他们的模型。总而言之，他们提供了一种原创性的贡献，即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理论，也包括了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的分析。 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飞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政策含义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能减少通胀，当高通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此曲线，特别是尼尔森.费里德曼。 他们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果，预期的宏观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政策要有一个提前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这样的例子在货币政策中可以找到。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 在1977年他们的文章中，就考虑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基于长期的规则条件下很难不变化。这就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特别是当那些不可预期的事件发生冲击。 他们用这个理论解释了1970-19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被变成一种重要的理论和依据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后来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程序上，而不只是改革如何引入捆绑式规则，这样达到了一种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他们研究很大的贡献是更加强调经济政策设计，从理论与实践上，从孤立的随机的措施朝着更加制度化的框架转变。他们根本的创建是，制度设计决定了措施的可信度以及政治上的可行性，强调了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制度化。 中国经济周期的推动力 社科院计量经济研究所樊明太，1992年在《经济研究》发表“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和模式”文章，这是国内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文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则比较早地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1993年出版《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一书。他说：“我的研究是建立在他们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的。” 专家认为，宏观经济中有两大课题，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美国研究波动是第一位，而后才是研究增长。这是由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长平稳，所以研究如何避免波动。而在中国，研究增长是第一位的，这是宏观经济的重点差异所决定的。尽管研究波动的人不在大多数，但引用他们的文献屡见不鲜。“他们的模型和方法确实是这个领域内最好的。”胡鞍钢说。 但是，中国专家认为“他们的研究有缺陷”。王志伟说，“中国的波动变化与制度、体制相关，改革还在进行，虽然有了市场经济框架，但是体制仍然有差异；周期波动是一个复杂现象，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原因，都会造成波动，技术变量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周期研究综合了宏观经济中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解释变动因素，货币、财政和政府几个因素都在起作用。” 胡鞍钢说，他们没有考虑政府作用对波动的影响。“这个理论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体制的不同，冲击来源不一样。他们证明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依靠技术而不完全依赖资本的市场经济，中国属于追赶型国家，主要依靠资本而非技术的经济增长。” 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胡鞍钢引入虚拟变量测算发现：当开党代会时为1，不开党代会时为0，每当开党代会后投资增长超过一般年份的增长，第二年更高，第三年不得不宏观调控，第四年降低。 他说，“我们在考察中国经济波动时，首先要考察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国的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率波动，恰恰是由于政策变动引起波动，这是我们使用他们的模型与框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胡鞍钢的研究数据表明，1977年到2003年间，党代会召开年经济平均增率10.3%，第二年11.0%，第三年9.3%第四年8.7%第五年8.0%。把经济增长和波动两个模型相结合的话，不是按照统计分析发现，党代会召开年份会带动经济增长率比正常年份高出3.3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高出18.5个百分点。 中国存在政治周期，有强烈的政治动员效应。每一次党代会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和口号。在党内外形成政治共识，掀起新的建设高潮。1977年党的十一大，发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十五大由于在上一轮宏观调控之后召开，提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十六大号召“要用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显然，中国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和西方国家的性质有所不同。 “熨平”政策经济波动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也看到过。在刚刚结束一个经济周期后，人们认为新的经济扩张期将来临，经济扩张政策会碰到资源约束和其他，变成经济紧缩政策。形成“政策舞蹈”。在7个方面跳来跳去： 第一，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经济扩张期追求增长，紧缩时追求稳定；第二，工业和农业：扩张期以牺牲农业追求工业大发展，调整期不得不调整和促进农业发展，限制工业的发展；第三，总需求和总供给：扩张期刺激投资、消费造成双膨胀，紧缩时压缩投资控制消费；第四，财政政策：扩张期是赤字政策，紧缩期是减少赤字；第五，货币政策：扩张期刺激货币发行量，引起通胀，紧缩期控制货币发行量；第六，计划与市场：扩张期拼命扩大市场机制，给活力，紧缩期控制价格，开始收权；第七，中央和地方：扩张期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号召“大干快上”，紧缩时收回权利、宏观调控、听命于中央。 究其根源是盲目的扩张政策。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要“熨平”人为的宏观经济政策波动，要防止“大起”才能防止“大落”。我们要做的不是大起之后如何研究宏观经济的稳定。 事实证明，十年前，中央政府是宏观经济政策波动的主要根源，十六大后则情况不同，中央只是提出二十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地方政府变成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又出现了，不得不进行再次调整。 十年间，两次波动的根源均是政府主导，但是这一次中央政府清醒，而地方政府仍然扮演了原来的角色。 两位获奖者告诉我们：经济政策出现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南辕北辙的原因。如何使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在制度化与“相机抉择”之间找到切合点？要不要有一套制度机制制定我们的公共政策？两位获奖经济学家用智慧回答了这一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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