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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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般均衡模型透视宏观经济动态轨迹　

　　〖上海证券报　北京大学　史晨昱〗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用需求冲击解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例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投资需求冲击引起的。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使 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供给对总产量的决定也很重要。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提出了货币商业周期理论。他们认为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会引起经济波动。到了1982年，这种解释也陷入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困境，“已经被广泛地认为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是不适用的(麦卡勒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实际因素，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诞生了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实际周期理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共同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意的进展之一。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此外。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进了以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使人们开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经济问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现在，DGEM广泛应用于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以下简称基-普)这对　“黄金搭档”令人久仰。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思想方法，都对传统进行了颠覆。2004年10月11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终于降临到这两位长期合作者头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告中，表彰了“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经济周期的根源和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那么，这两位学者到底有哪些理论贡献呢？下面做简要评述，以飨同好。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基-普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于二人1982年合作发表在《经济计量学》上的《置备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他们的经济周期思想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1、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基-普排除了货币因素作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2、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　

　　为什么对经济的冲击有长期效应？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该论点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假设他们在两年的时期内，计划以现行的工资，工作4000　小时。如果两年中工资是相等的，他们每年会工作2000　小时。如果工资在一年比另一年高2％，他们可能情愿在一年中工作2200　小时，弃休假并加班加点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　小时。通过这种在两年间的替代方式，他们的工作总量不变，但能赚得更多的总收入。要注意，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多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尽管他们对暂时性工资变动的反应是巨大的。　

　　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3、基本结论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实行干预政策，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趋势水平。而后者认为，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积极的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于将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基-普的结论与上述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1)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基-普认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不利。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代价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　

　　(2)货币中性。基-普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产出波动自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波动。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将增加对交易服务的货币需求；银行系统会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货币的增加来自于对货币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　

　　基-普对经济周期别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技术等实际因素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总供给的作用，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RBC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RBC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20　世纪80、90　年代，RBC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拓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RBC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而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意义。　

　　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　

　　基-普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　

　　基-普　(1977)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交互影响。他们发现，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假定最初政府制订了它认为最优的政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并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新情况下，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公众并没有能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基-普考察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决定于个人与社会的偏好是否一致。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能够引导个人的行为，政府没有必要随机地改变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不同时，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关心的内容不同，两种偏好相互矛盾的情况是很多的。　

　　基-普进一步分析了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办法。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用技术的语言来说，如果在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与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所谓有约定是指这样一种决策环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单个经济人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形等同于公众有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而没有约定的决策环境可以描述为：个人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政府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着个人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形意味着公众缺乏有效手段约束政府的行为。　

　　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果在过去十年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动态经济学方法论　

　　基-普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倡导的理论本身，更在于他的研究方法。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使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主体的理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函数约束下利润最大化；但是一旦到了宏观层面，经济学家则依赖于一些和理性及优化完全无关的总体曲线(如IS　-　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问题，即宏观模型缺少微观基础。然而,1970　年代世界经济的状况使得这种建模方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菲利普斯曲线所阐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负相关的关系不再成立，与之相反，这两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基-普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研究中，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一直努力寻找的微观基础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下简称为DGEM)，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Dynamic Macroeconomics)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到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DGEM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1996年，基-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该标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　

　　另外，在经验应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计量方法不同的技术，即校准(calibration)技术，该技术强调将模型经济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进而依据差异对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等进行调整，以完善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明鉴：一把犀利的宏观经济手术刀　

　　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以“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荣获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黄金搭档”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界同行来讲有什么启示意义呢？如果深入研究其理论机理，把握其理论精髓，可以发现，基-普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开始由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型周期”转向“市场型周期”。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和WTO后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科学技术已成为全球化的火车头，科技迅猛发展正在把世界经济推向知识经济的新时期。以高新技术发展为基础的信息化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因素。信息化不仅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也使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信息产业已成为新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影响经济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周期越来越渗透着技术的特征。因此，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对于经济转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有助于看待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再有，技术在国家间差别很大，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差别也非常大。因此，我们需要搞清楚决定技术的因素。　

　　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周期新特征的出现及我国经济周期的转型，我国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方式、力度等也需要发生转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应该遵守“规则”。那么，什么是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规则？什么是最优的规则？在什么情况下最优规则能够实现？这都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回答。　

　　在该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即规则和相机抉择。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清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实质。可以认为，政策规则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形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形下的政策。按照基-普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争沦的下面，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作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不同的政策中做出选择，不如说是设计一个政策产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实际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　

　　当前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出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不久前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等。这些缺乏一致性的经济政策使得投资者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相关政府部门所希望的政策效果也就不会出现。如何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基-普的理论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