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对话耶鲁专家：当社会变化沉淀为法律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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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芬:这种改变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显得更加明显一些。

　　JAMIE：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每个人能有一本护照，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代表一种趋势，还会有许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

　　王利芬：这是您非常喜欢谈的一个题目。

　　JAMIE：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件事，我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新兴的社会群体，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形象，依法执政，现在是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施政的一部分。在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有些会变成法律，有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王利芬：我看到有一次您做讲演中，您认为政府透明是反腐败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JAMIE：对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话，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品。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此认识非常透彻，我们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提法，比如，阳光工程，阳光政府等等。阳光下你是藏不住什么的。当然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公开的，什么东西不能公开。比如说，商业秘密，什么情况下是商业秘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研究课题。当中国变得越来越透明时又会出现一系列以前未曾遇到的问题，应该清楚透明与否的界线在哪里，这可能是要面对的新的问题。比如说到房地产，在中国人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房子，但在美国，却不是什么秘密，至少当地政府要知道该征你多少税，他们要了解你的诚信历史。所以，这个信息在这儿是公开的，而在中国还未达到这个程度。

　　王利芬：的确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表现行为当然会不一样。

　　JAMIE：我记得八十年代我去中国时，许多人总是问我，你有多大年龄？你挣多少钱？这两个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信息，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两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同，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王利芬：在中国法律中心的简介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法制教育最为重要，因为法律系的学生会改变中国司法的职业状态和司法体制。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JAMIE：个人权益保护，社会安全保障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面临同样的挑战，在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公众参与会越来越多，而且司法程序会越来越公开。

　　王利芬：如果有人问，美国人希望中国的司法改革最后改成美国的模样，您会如何回答？

　　JAMIE：不会的。即使同是发达国家，美国的司法体系与法国，意大利，新加坡都不一样。何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呢？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当然会出现不同的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我们决不会说，中国需要这样做那样做，需要这个法律那个法律，我们所要做的是去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想做什么，然后在交流时说，你看我们以前也曾经有过一些类似的做法。我们并没有预定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让中国做什么，做那些项目，这些从来没有，也不会。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王利芬：美国花钱做了这么多事情，那么，美国人在其中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JAMIE：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美国有一些私人的基金，他们喜欢用这些钱去了解其它不同的文化，其中有一个基金尤其希望美国人去了解其它民族，比如中国文化，他们是希望用这些钱来让美国人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发生了，如何与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认为最深的动机应该是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国际上对于和平，对于保护个人利益的一种努力，我们这个法律中心也是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建起之后，我们通过它越来越了解中国了，而且在中间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比如说中国的困难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民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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