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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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确立争论底线和“超越左右翼”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26年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已形成若干共识，没有必要由于郎贤平的挑战推倒重来，应结合新形势确立讨论底线，避免无谓争论。

　　第一，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实行国退民进，建立补偿机制计划经济国家所有制是以高科技和军工为主体，适应国家安全和工业原始积累需要建立的，历史作用不可抹杀。26年来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体制改革是必然的，搁置存量发展增量的改革思路已走到尽头，现在触及的是存量本身及其背后的金融系统，并再度涉及稳定与安全，现在有权力资本化和经济民主化两条道路，必须反对前者选择后者。

　　从制度上讲原有国有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经过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甚至引入外资，破产兼并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竞争性的中小国有企业已处理完毕，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划归经营者及其背后的权力系统，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10年以来多次建议，将上市公司国有股转为社会保障基金，国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更高形式的公有制。30000亿国有资产变成社会保障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包括作为股市平准基金，将每年利润支付退休金，并逐步扩大到农村，先从鳏寡孤独开始。

　　既不维护国有制又不主张私有化，更与权力瓜分无关，这样的“建设性意见”为什么不被接受？因为它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不符合权力资本需要，所以就没有“可行性”。

　　第二，地方大中型企业：公平与效率并重，尊重工人选择

　　16万家国企，国资委只管189家，大多数地方管理的企业仍需改制，但应让职工代表大会参与改制过程，尊重工人选择权。工人不反对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经营能力，他们希望选择好经营者而不是掠夺他们的金融骗子。部分企业如郑州造纸厂，重庆3403厂工人特别有力，占工厂反对贱卖，政府不应镇压，可顺势由工人集体承包或购买企业，职代会选择经理。这种方式应成为地方国企改制的主要方法，地方政府加强监管，并通过人大公开进行。

　　第三，大型骨干国企：重新界定竞争，改组为战略产业

　　国家统计局报告认定在196个行业中有169个属于竞争性行业，应实行国退民进。我赞成在垄断和基础行业可把国家控股权缩小到相对多数，既可融资又可改制。“竞争性行业”现在是国际概念，国家应采用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和维护国家所有制，都不应成为指导原则。遵循“先立后破”的建设性原则，应首先确立国家主导的“战略产业”概念，包括国防高科技和骨干产业，以超越国有与私有之争，打破军工与民用界限，消除国内与国际划分。

　　建立战略产业的原则，应兼顾安全与发展，结合计划与市场。产业组织方式是国家主导骨干产业，主导方式包括国家采购，扶植民族品牌，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公开招标建立加工产业链，联系国内外企业，绝对不让国际跨国公司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科技发展的主导权。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确立信托责任

　　承认国有企业经理层作为企业家的贡献高于劳动者，依法允许他们得到高报酬和期权激励，但必须与效益挂钩，禁止奢侈豪华，同时建立信托责任和监督机制。不能把管理问题简单归为所有制，纳入制度学派“私有制万能”的轨道。更不能教唆国有企业经理层去犯罪，有意搞垮国企以后再廉价得到股份。经营不善的经理只有撤职的份，不但不惩罚反而把股份送给他们，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不曾有过，最大危害就是将国有部门经理全部腐蚀掉，唆使他们制造亏损，然后侵吞国有资产。侵吞以后是否就能够提高效率？也未必。因为他们有“原罪”，害怕清算，最优选择就是继续制造亏损，把企业资产全部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外资企业里。黑钱需要多次洗钱才能干净的。在制度约束的同时，道德约束同样重要，如果把我们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变成没有信仰，不讲道德，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有多少钱也是欲壑难填。为国家服务是光荣而且有保障的，不能把经营者视为当然的创业者，作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追捧，这样的人可以辞职单干，不适合做国有部门经理。

　　有人说为避免外资控制国有资产，不如先分给中国企业家。公开拍卖是可以的，不能低价瓜分。国内大牌民营企业正在联合制订技术标准与跨国公司竞争，大规模揭发他们的“原罪”也不合适，国家应光明正大地支持民族资本壮大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不能放纵他们搞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者，走买办道路者多，未必成为民族资本。

　　第五，调整舆论导向，制约精英思潮

　　关于舆论环境，有人认为目前是1992年以来对企业家最不利的环境。我认为恰恰相反，人民群众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瓜分，是完全合理的。批评腐败的舆论有所增加，是因为腐败问题越来越大，报导自然就多。中央领导人比较关心弱势群体，马上得到社会热烈响应，有人就听不下去。目前主要倾向仍旧是精英联手控制舆论，一方面是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什么问题都不许揭露，一方面是资本控制媒体，宣传新自由主义，为瓜分国民财产造势，鼓吹利益金钱，羡慕大款奢侈豪华，神化创业者和企业家，贬低劳动者，然后是无穷无尽庸俗无聊的游乐节目。有人说低价购买国有资产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购买未来。问题在于，是谁说国有企业没有未来？正是那些“产权改革”的设计者，他们同时又在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作为世界加工厂有多么好。这就有些看守自盗，内外勾结的味道了。为大规模瓜分国民资产，他们联手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也有可能。那时国民资产大幅度贬值，就可以一元钱买一个企业了。

　　法律对于企业家的特殊经营环境了解保护不够，政府没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大家都在帮助呼吁。但这是政府的问题不能归咎于老百姓。张维迎流露的那种难以遏制的“精英心态”令人吃惊，甚至说要敢于对抗民众舆论。以这种哲理设计中国改革就危险了，即使真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也不能自我膨胀以“上等人”自居与民众对立。25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何以至此？中国没什么合格的“精英”，也没有象样的贵族，因为他们爆发太快缺乏信仰，轻蔑甚至仇视老百姓。新自由主义神话创业者，制造民营企业与国企和政府对立，把国有企业妖魔化，已造成严重后果。

　　以上共识是改革开放25年形成的，不宜纠缠。确立争论底线可避免问题复杂化。我同时反对“左翼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从维护国有制出发，也反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化的导向。我是在充分吸取新古典和新制度学派对国有企业批评的合理因素之后，才确定自己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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