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张五常热说明了什么？

　　杨帆/文

　　2001年上半年，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在全党全国准备16大，宣传全部围绕16大精神进行的时候，张五常热突然发生，经过精心策划和商业化传媒的炒作，把新自由主义这种瓦解中国民族的意识形态，传遍了全国，流毒极大。张五常和张五常热的策划者利用诺贝尔奖进行商业化炒作，甚至把张五常说成是最有希望获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不仅荒唐，而 且无耻，是对经济学界和诺奖的极大不尊。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张五常和张五常热的批判，应该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序幕。最早批判张五常理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何新则指斥张五常背景复杂，与美英情报机构有关。我在2002年张五常热最嚣张的时候，写文章《张五常热的实质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全文如下：

　　——自我吹嘘的张五常：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济学主流派”在张五常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张五常经常批评他们的数学模型和渐进改革药方没有用处，而且敢于在他们目前自我标榜不懂数学，可以30年不看书，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看来，张五常真的和弗里德曼，科斯是一个辈份的，他们要做西方经济学的附庸，自然也不敢得罪张五常。

　　2002年这次张五常热，实在也太热了，有的报纸甚至说：“张五常来了，北京的天空也晴朗了”？！

　　张五常也实在太张狂了，引起了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批评：把经济理论简单化，实证性差，结论轻率缺乏经验支持；作风轻狂，不规范，自我标榜和炒作，自卖自夸语多吹嘘，有自恋狂倾向，但这种批评作用不大，如《北京晨报》反驳说，老百姓看不懂你们学院派的东西，就是爱听张五常的东西。

　　有人说张五常编造经济故事宣扬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点比较中肯，张五常有一篇文章：“最蠢还是马克思”，他言必称哈耶克，弗里德曼，属于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也不是坐冷板凳的老夫子，从80年代起就积极介入中国改革，特别在1988年鼓吹“价格闯关”而闻名。价格改革是把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和2002年的股市接轨一样，都是由于理论家的思路错误，政治家采取了激进措施，宣传造势引起错误预期，引起金融与社会动荡，反遭失败的。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却不认为自己应该付什么责任，似乎改革失败全部都是保守派阻挠和中国老百姓落后引起的，和他们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愚蠢教条没有关系。他们仍旧被社会舆论捧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有许多是他们自我吹嘘的，最能自我吹嘘的当属张五常，他这样的话到处都是：

　　“许多经济学家很蠢”。

　　“最蠢还是马克思”。

　　“我想没有任何人预测比我更准确了。。。。我在1981，1982、1983年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发展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有关中国的预测我没有犯一个错误！我所预测的每一个细节都已发生。这也证明了经济学基本原则的预测能力和解释力。我的预测太准确了，以致于别人误认为我参与了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

　　张五常对中国改革的主张是什么？

　　——他反对渐进改革。

　　“很多人赞成渐进，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钱颖一都赞成渐进。可是我不同意。他们理论上分析出来要渐进，但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渐进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急进。大致来说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不是两种。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中国就是那种；一种是以明晰的产权来界定权利，现在中国就是要改为这种情况。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写进遗嘱里面。”

　　——他主张休克疗法。

　　“十个建议，知之甚易，行之不难，问题就是北京当局有没有胆那样做。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基本上大有可为，就是有坏账问津者应该还不少。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但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这点重要，因为在先进科技下的通讯，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七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卖出去是一个办法。但若要照顾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妨把企业股份化，送给员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国家政府可以估计企业的资产净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税。其他所得税是另一回事。

　　(九)税制要简单。个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税，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够。此外，不用抽差饷，但在物业上，可按物业所值的估价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业税。此外，任何其他税项也没有。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军备，抽简单而低的税，加上卖地及卖国营企业所得，应该足够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国推行上述的简单的低税制，其税务的总收入会比现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实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个建议，只是以一个整数下笔。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进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说了。

　　我提出的建议不是我发明的。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记住，凡事要简单处理。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以简单清楚为上。世界复杂，政策不够简单处理不了。更何况，政策一旦复杂化，官商勾结，混水摸鱼，是无可避免的。” (张五常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1999.10.13)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一直的观点是，长痛不如短痛。我曾经和弗里德曼教授一起拜访当时的四川省长肖秧，我很欣赏这个人，很不错。弗里德曼建议肖先生，砍掉老鼠的尾巴。肖秧先生反问到，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先斩哪一条好？弗里德曼当时没能回答，我当时其实是有答案的，但碍于弗里德曼的面子，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一起斩掉。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如果不一次改，很容易走成印度的样子。”

　　——他主张不惜代价加入WTO。

　　“你们的领导人，应该对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信心。不要总想着保护，应该尽快加入WTO。不要计较什么牺牲太多，要有信心赢过他们。”

　　——他反对发展高科技。

　　“高科技中国不行，我看中国也不用搞。美国实在是厉害。高档产品，日本最好。中国无论如何也做不出Honda那样的汽车来，二十年也不行。大众工业，中国是排第一的。”

　　-----他从来没有提过对弱势群体的补偿，而且反对民主，他的名言是：“选票不如钞票”。

　　-----他主张腐败私有化。

　　记者问他：您认为，只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才能起作用，若实行完全私有化又会引起混乱。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确：把国有资产送给有权力的人就是了。

　　张五常倒是表里一致，首尾一致。对他的批判是目前中国改革前途的大争论的一部分。

　　——推销殖民地经验的张五常：

　　张五常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长期腐败，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药方不行。经济学非主流派认为，应该以政治社会改革来平衡和控制经济混乱，而不是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一再削弱政府职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领域与国际接轨，也应对在利益调整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张五常不提补偿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休克疗法中损失绝大部分利益。张五常对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认改革中的剥夺，所以他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剥夺大多数人利益的“休克疗法”，必定得不到选票。经济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把自由和民主拆开，并把民主换成了专制。张五常的药方，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与政治上少数人专制相结合的“新权威主义”。

　　80年代中国就有过这种思潮，在激进的价格闯关中迅速失败，张五常当时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恶痛绝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败”，也是这种思潮发展的恶果。但经济自由主义者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而否认其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他们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虽然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我还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决定论”的印章。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也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当我们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张五常在内，一方面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决定论”的深层思维，完全不能够从其他层面如资源，人性，文化和信仰道德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 我们说他们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鼓吹让中国人“为某种理想制度而牺牲自己利益”这种思维，文化革命就是，中国人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如果说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应该就在这里。而不是丢掉一种教条主义，又拣起另外一种，而且是在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彻底失败的那一种。

　　张五常认为他的预测最准，敢和所有人打赌。他的预测和感觉是什么呢？据《北京晨报》说，他看到北京的繁荣，竟然喜不自禁，说“只要放开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看：这叫做“意识形态自我蒙蔽与自我陶醉”。张五常应该去看看中国的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甚至北京市周边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样子，看看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状况，再想一想，他的药方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充分享受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部分，大陆需要香港的经验，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无人，把自己想象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但是他们永远成不了中国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牺牲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国际接轨”。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但是，是错误的应用。错误的立场和理念，必然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大家不知道何为正确应用，何为错误应用，对比一下严复和汪精卫，就知道了。

　　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也曾有过军人政权推进自由的经验，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发展更快，国民财富被个别家族所侵吞和控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一遇国际市场经济波动，经济调整，国内就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在关键时刻总是依赖美国干预，实在不行就换马，逐步由专制走向民主。是西方大国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和全球战略，保障了“专制下推进自由”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成就，基本秩序，随后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更早一些时候的日本“统制经济”和韩国军人政权的演变，也是类似的机制。抛开美国背景，天知道这些国家会乱到何等地步！能不能顺利过渡都是十分另人怀疑的。如果不能，陷入所谓“三南”：南美，南亚，南欧长期半死不活状态，几乎是必然的。不是吗？即使日本韩国这样最成功的国家，在充分经济发展之后，也出现金融危机，陷入长期半死不活。至于依赖外资发展的拉丁美洲，60年代起飞，7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80年代以休克疗法平息通货膨胀，大量失业，他们的出路是去美国打工，所谓劳动力自由流动，在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实际是存在的。90年代跟随美国再度繁荣，马上就有经济自由主义者大肆吹捧。结果如何？美国股市崩溃，经济停滞，拉丁美洲各国马上就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危机，阿根廷是由一批哈佛大学的博士专门实验休克疗法的样板，连续爆发金融危机，整个南美陷入2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张五常说他的休克疗法“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符合中国国情。除去亚洲，拉丁美洲，还有前苏联阵营，几乎全盘瓦解。凡转型比较成功者，是在民主体制下把国有资产公平分配，如波兰和捷克。象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即使把国有资产进行公平分配，也没有逃脱长期衰退的命运，因为国家的瓦解使得原来的经济联系全部打断，被黑社会控制了大部分经济，各独立国家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10000倍，原来希望外资大量进入没有实现，借口是国内秩序瓦解，不安全，实际是被西方的理论和战略所欺骗了。俄罗斯因为休克疗法经济下降了50%，近年来强劲增长，要恢复到休克以前的水平还需10---15年。

　　有一件事实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最不愿意说的，就是13年来俄罗斯人口从1.5亿下降到1.1亿，平均寿命下降了8岁，简直使人难以置信。非正常死亡中主要应是壮年男子，没有出路酗酒而死，估计15年来非正常死亡的男子可能有2000---3000万，占男人总数的30%左右，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4年不过牺牲5000万人。中国大跃进以后，3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3000万，文化革命中死亡几百万，这是我们清算左倾路线的根据之一，而且22年以来不断作为毛泽东和计划经济的“恶行”，被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复清算，而且提出设立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忘记“左倾”危害。但是同时他们蓄意掩盖新的事实。以革命的名义可以造成大灾难，以自由的名义也可以；经济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也需要人民的失业甚至死亡垫背，或许牺牲更大？！他们的理论是不敢以实践检验的，于是，中国90年代的经济学就从实证性科学变成一种价值取向很强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就成为宣传自由主义信仰的神学家。

　　必须指出，俄罗斯休克以后之所以没有死亡半数，是因为其资源无限，依靠卖石油木材，黄金生产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石油产量世界第一。每户居民都可依法去国家森林中砍伐木材盖房子，而且有自留地。实际上俄罗斯是依靠无限自然资源，依靠自然经济度过难关的。同时，俄罗斯并没有放弃高科技和战略产业，其苏30战斗机已经以4500万美圆一架卖给中国，大赚其钱，经验也是张五常所不愿意提及的。

　　如果中国真的服下张五常这副“一夜之间彻底休克”的猛药，结果如何？

　　即使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代价将是什么？金融崩溃连带经济崩溃，国家瓦解社会动乱，资源环境彻底破坏，外资大批撤离。人口又要死亡多少？超过俄罗斯数倍？要知道，俄罗斯总资源大约8万亿美圆，相当于美国，中国只有2万亿美圆，而人口却是俄罗斯的10倍，人均资源相差40倍。一旦国家瓦解社会动乱，其破坏将是惊人的。当基本生存都难以保证时，我们又能够建立什么“理想制度”？

　　请那些信仰经济自由主义的大经济学家注意，在推销自由时，不要以资本自由吞噬了人的自由，特别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如果想让中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哪一种“先进制度”牺牲，那么中国人民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不信，搞民意测验。张五常先生为什么要说“选票不如钞票”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么优秀的先进制度，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国际强权，强制推行的。据说，劣等民族建立先进制度，

　　是需要300殖民地专制统治的！

　　张五常先生不能允许中国人民有自己的选择权，因为他的“腐败私有化”所培植起来的新贵阶层，将依靠权力瓜分国有资产和农民土地，制造金融危机吞噬居民存款而形成，没有宪法上的合法性，而修改宪法是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他们怎么能够允许人民投票呢？中国的权力资本不可能得到合法性。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可能投靠国际资本。在加入WTO以后，中国思想界论战所表现的，就是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对抗和整合，买办化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两种倾向的对抗。国际资本在中国立足并取得控制权的最好借口，就是移植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以前不曾有印度那样的“300年殖民地”的历史，以后也不可能有国际社会的保障。在实现自由的历史阶段，的确需要新权威以维护稳定，但是这个权威，不仅是个人的权威，而且是民主与法治的权威，而且越来越多的应该是后者。中国改革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不可能来自国内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尚”，也不可能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同和保障，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这就要求改革必须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即使再先进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须考虑中国多数人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张五常那样一意孤行，外汇放开就意味着金融危机，产权革命就意味着少数人侵占绝大多数公共资产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存款被剥夺，甚至丧失基本生存环境。这样的“赌”是没有人去和张五常打的，任何人没有权利拿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去赌博。如果真的赌博了，就更加悲惨。那些鼓吹“休克疗法”的人是有美国绿卡的，他们可以在国际上继续庆祝“最后一个大帝国的瓦解”，而全然不顾中国大多数人如何生存。

　　在张五常的文章里，看不到民生，民主，环境和贫困，过剩人口，看不到中国人民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更看不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建立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只是少数人财产的自由，资本的自由。他甚至连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虑，比如说卖掉所有的银行和国有企业，卖给谁？什么价格？是不是要在外汇放开以后来一次金融危机，把中国所有的资产贬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让外国资本来“吃死尸”？至于后果特别是人民的处境，他就更不考虑。象这样不负责任的药方，谁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张五常打赌？

　　张五常先生如果真正热心于中国改革，就请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不要以某种先进制度为出发点，不惜代价强加于中国人民，如此，当中国大多数人们不愿意牺牲自己利益而进入西方所界定的“先进制度”时，就可能依靠强权和外国势力。这就是以自由为出发点背弃民主向专制的转换，以人权为出发点贬低大众向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转换，以强国为出发点学习西方向殖民地的转换，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出发点向投靠西方当买办的转换。精通历史的张五常先生，不妨再看看民国这一段，研究一下汪精卫从革命元老到日本汉奸的心路。

　　---------传媒炒作下的“张五常热”：

　　2002年“张五常现象”突然升温，其背景值得怀疑。

　　媒体炒作赚钱是肯定的。“张五常热”从头到尾都是有人策划的，策划者利用办经济学报纸的便利，在全国高校和国家机关中为张五常索要高价，称在深圳一场8万元，在国家经贸委一场3万元，结果在中央党校一场拿了2000元。张五常先生自然有的是钱，那么这些讲课费被谁那走了，是否也要过问一下，以免有些人坏了您的名声？

　　市场经济下依靠传媒炒作赚钱，是国际惯例，商业头脑极为发达的中国人，真的不用学习西方的什么经营管理理论，现在这么红火的工商管理硕士班，对于赚钱的实际意义不是教你什么赚钱术，而是给你一个文凭，即赚钱的资格。利用传媒进行商业炒作，中国人天生就会。从报纸出卖版面，电视台出卖画面，广播电台出卖频道，20年以来我们的感官已经被大款，大官和美人塞满。

　　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资源无限”，实际上，西方崛起时面对的是无限资源，真正有限，需要“最优配置”的，是人的时间，注意力，人的生命。当传媒可以支配人的感官，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少数明星身上的时候，巨大财富就被创造出来，于是就有乔丹一年3000万美圆工资加7000万美圆的身价。这就是传媒吸引稀缺资源，制造两极分化的奥妙。炒作也是需要升级换花样的，因为人的注意力容易转移，美人看腻了，需要足球，足球看腻了需要经济学家，需要以理性宣讲方式煽动和刺激情感，需要经常有人说什么“明天股票也可能涨也可能跌，反之是两种可能性”之类的废话，于是就有许多论坛，把一些经济学家吹捧为“中南海智囊”什么的，还有就是“海外权威”什么的，再说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东西，能够集中注意力就行。诺贝尔奖这么大的无形资产，自然不能逃过炒家的眼睛。

　　其实，学者在国际上并无被炒作的惯例，中国现在许多单位高价售票或者聘请外国专家是误导。中国的学者在美国香港台湾讲演，报酬非常低，与国外的高工资相比几乎等于没有，讲演被认为是义务的。外国人来中国讲演，也是义务的。是某些中国的策划者打破了这个“国际惯例”。。

　　但策划者的动机决不止于赚钱，更复杂的背景是在中国16大前后，国际资本害怕中国进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向调整，企图以炒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手段，推行休克疗法。国际上有一个“休克疗法”轴心：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香港的国际资本评估机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按照他们的药方，中国必定爆发总体性危机，这一点，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我的预测。我反对以“自由”的名义瓦解中国，剥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我认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应该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什么“先进制度”去牺牲。让人为制度牺牲，不是西方真文明，而是在殖民地阉割以后的假文明。

　　中国人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为了制止国际资本代言人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中国人没有必要太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只有一两个人，让数十万经济学家一辈子去追求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文章”，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意义不大，希望也不大。因为此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得奖者需要自幼就习惯以英语思维和表达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印度的阿玛蒂亚森得到此奖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语习惯，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饥荒和贫困问题，为此得罪了某些发达国家评委，数次被否定。只是在更换评委以后，他才得到此奖。但中国策划者和传媒却没有炒作他的兴趣，因为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者，他是代表印度老百姓向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的，而不是采取“300年被殖民”的姿态，向国际社会出卖本国人民人权和自由的。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草根派”，当然没有得诺奖的想法，因为自幼插队，熟悉中国文化有余，而无法把自己的脑袋变成地道的西方思维。“东施效颦”，不如不效，中国人民会记住那些真正替他们谋利益的人，这在历史上叫“盖棺论定”，“永垂不朽”。几位海外华人包括张五常先生，当然具备英语条件，但是没有基本的大陆生活经验，缺乏对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文关怀，在香港拿高薪，虽然与大陆近在咫尺，思维与感觉却远隔天涯，他以北京的繁荣来判断全国，以上海超香港为标准确定中国可超美国，可知其感觉不大对劲。

　　张五常先生在4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错，如果得奖，值得祝贺。但他数十年前的理论贡献，与目前中国改革无关。目前有人大肆炒作“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少数人以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中国改革的阴谋。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危机，方向和战略都需要调整，大辩论已经开始。国内外思想界有三支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上的“新左派”，和经济上的“非主流派”。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思想垄断岌岌可危。

　　国际“休克疗法”轴心，想阻止我国战略调整，就以“诺贝尔奖”为话题，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捧上来。在诺奖问题上，中国人反而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得了就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奖，必将加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地位。经济学家与足球队员不同，中国足球队赢了，肯定是中国的荣誉；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果赢了，中国的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必定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一些帮助外国人向自己球门里踢球的人。

　　国内有人专门炒作诺贝尔奖。前几年去美国搞“诺奖大追寻”，还出了一本书。结果是，大部分诺奖得主都只谈自己的理论贡献，不给中国开药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国”，只有萨缪尔森谈到不能搞通货膨胀，在当时还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这倒是令人钦佩的大师态度。真正的大师，绝对不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以一个理论包治百病，就好象我们这些与中国前途共命运的人，只给中国开药方，不给美国开药方，也不给诺贝尔基金会开药方一样。我倒想起大学时期教我们《中国经济史》的孔经玮老师，他虽然非常关心中国现实问题，但绝不就此答疑。他说，我研究东北经济史是第一名，研究中国经济史是第一流，我只在这个领域当老师，其余我不精通就不能讲。我看这才是学者态度。后来听说在美国，只要得了什么奖，就可以在所有问题上有发言权，我是非常的不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不同，就是缺乏综合方法，分工太细，越来越职业化，何以得了奖以后就可以“总揽一切”？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树立学术话语霸权，二是炒作，分别属于政治和商业，与学术无关。真正的国际学术大师也不可能接受他们这一套。

　　把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其提名，甚至“据说提名”，大肆“追寻”和炒作，不仅说明传媒的庸俗，而且说明中国改革可能被洋教条误导，而出现重大危机。

　　中国人，要警惕了！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1位经济学家批评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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