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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顾纪生
郎咸平不经意间挑起的学术论战，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界学风“失纯”。经济学家身上存在的五大软肋：失态、失聪、失范、失信、失身，是其根源所在。
由愿当“学术斗士”的郎咸平教授在不经意间挑起的学术论战，已成为刮遍学术界
的一股旋风。透过“郎咸平现象”的“薄纱”，我们看到了什么？—经济学界学术风气之“不纯”已经到了需要整肃的时候了。
国内经济学界学风之“失纯”，根子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学者身上存在五大“软肋”：
一是失态。经济学在中国属“舶来品”，叶虽茂根不深。由于缺乏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国产”经济学理论一般是在西方或“东方”某一学派的学说框架下“挖补”而成，故“抗打击”能力脆弱。以前经济学者之失态，一般表现为由“为我所用，因需诠释”产生的“墙头草”现象。即便在舆论环境不很恶劣的时期，也大多逃不出“找圣言速论证”的“治学”模式，上世纪50年代学术界大批特批马寅初先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最为典型。但这种“易表态”的失态方式今天180度逆转变为“不表态”。这种失态，皆出自一个根源：缺乏系统性理论必然缺乏理论的坚定性！
二是失聪。耳聪目明，才能伶牙俐齿。笔者不敢枉论郎氏观点在总体上是否正确，但欣赏他“结论来自数据”的调研之风。反观国内的主流学者，著述越来越“丰”，底气越来越“薄”。究其原因，“学问”大多出自书斋而非真正来自第一线的调查研究。费孝通先生1939年发表的《江村经济》一文至今还是其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永葆学术青春的秘诀在于该文是苦经数年的实地调研才得以完成。而今日经济学大师们虽然可以“著作等身”，但哪一部如费老那样属于真正意义上呕心沥血之作？ “郎咸平现象”是个警示：大学家如若离开了调查研究与实案分析，同样可能导致失语乱语—既可能导致“能语不想语”，也可能出现“想语就乱语”。凡失态者，当以根治失聪症为先。
三是失范。治学规范之缺失，研究方法之失当，在我国学术界仍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一，学术为“特定使命”(政治的或商业的等)服务，相应地，研究方法为要得出的“研究”结论服务。其二，即使没有特殊使命，仅为多出学术成果，也多采用“带着观点找论据”的演绎方法；而郎氏却离经叛道，强调“数据能够说话，理念毫无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场论战在方法论上的迥异！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确实开始重视定量分析了，但将定量分析简单地等同于模型分析而对案例分析注重不够，即便模型分析，不少模型属于中看不中用甚至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摆设或工具，以致落下“数学是经济学的最后遮羞布”的诟病！
四是失信。经济学者的理论学说，想必最终要为经世济民所用，而“学”之有效或失效，首要是看国民能否理解与接受；而要让国民接受经济学者的理论，学说本身的科学性是一个方面，经济学者的公信力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目前国人对经济学家的公信力颇有微词，原因虽然很多，以下几方面应该引起重视：其一，经济学者的观点应该更鲜明一些，既不要作无病呻呤或故弄玄虚状，也不要将观点深埋文中让公众不得要领。其二，养成尊重事实、服理认错的勇气。其三，要与“自身利益”保持距离。当今的多数经济学者在企业担任独董或顾问。必须看到，离自身利益近一分，必然会离公信力远一分。
五是失身。失信与失身之别，在于看其“投怀送抱”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是兼顾自身利益还是完全出于一己私利，是只说错话不做错事还是双管齐下为虎作伥？虽然失身者在主流经济学者中只属极少数，但恶劣影响不可小觑。当经济学者口中成天挂着“公平”、“社会福利”，眼中却只有资本利益没有公共利益之时，当在资本利益面前社会良知与学术道德均可抛置脑后之时，当为资本利益代言主动寻求“话语霸权”之时，失身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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