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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专业是金融，但他目前的所研究的领域已扩展了许多，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众多的问题他都关注。在他流泪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了他所关注的对象为何这么广，这个问题本来一直想问，但我想我的确明白了。
近年他呼吁最多的是关于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国正在发生着真正意义上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紧跟这个变化的应该是一系制度至少是制度框架的建立，然后才是一点点地细化，要不然社会所积累的财富将无法支持持久的发展。他所说的制度是在资本市场、司法和新闻媒体这几个领域来展开谈的。有几段话我对我很有感触，我摘引下来供大学参考：
我研究了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自然资源包括黄金、银、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越多的国家反而是目前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低的国家。通过对各个国家的情况和中国三十个省市的情况进行比较以后，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世界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多少已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我最近的研究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资源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高低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呢？答案是制度资本才是最重要的。
在他对比研究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贸易的结果谈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设时，有二段话也很中肯，请容许我再引一次：
一个国家能否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今天的GDP已经增长了多少，而关键在于它能否利用外贸来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与金融创新，以在本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增长链。制度资本将决定亚太国家在太平洋贸易中的最终结局。—— 这话听起来可能抽象。为看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段非常值得亚太国家深思的历史。
金融证券行业的发展当然能改进整个国家的资金与资源配置效率，能发动更高层面的经济价值增长机器，能够使中国的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升华到一个以金融经济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可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缺乏制度资本的情况下发展出一个像样的金融经济。因此，除非能进行有效的、能促进市场交易的制度机制变革，能够进一步开放新闻媒体，否则那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
他从制度建度的角度对金融、农民和外贸等问题进行许多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无不带着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许多问题就是从一个思考着的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他目前的状态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每年他都多次回国，这种在多元文化的大舞台上的走动，使他的思考一直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与许多国家对比中来完成的。其历史和地理两个角度的交叉使他的许多想法给人启示。下面是我陈志武就几个问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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