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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狄多华
在西部一个资源枯竭城市，当听说有下岗职工用三轮车拉着妻子去歌厅上班时，中科院研究员沈镭被震撼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他不希望悲剧再上演。
“20多年前，作为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研究总顾问，我就曾提出山西经济发展要实施‘十字型发展战略’，但这一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变成现实。山西省作为全国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全国经济翻两番，大量开采煤炭，输出煤炭，但本地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
“我说的是山西的教训。过去片面要煤，我们是吃了苦头的。”往事重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反思说，对于科学发展观，以前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认为矿业城市靠资源吃饭，天经地义，所以矿业城市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山西的教训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诉记者：“20年前，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实施‘战略转移’，可惜当时人们认识不一，否则，阜新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马波之所以有这样的动议，是因为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县级市朝阳市，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首次超过阜新。马波呼吁辽宁省加大对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诺给予27亿元的资金支持，可到位的资金只有1／10。
“为此，1986年，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直称阜新当时的经济总量养活不了54万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学、行路四大难题。在信中，马波严肃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是建成了煤电之城，我们的教训是对资源型城市认识不足’。在信的结尾，马波注着‘立此存照，经历史检验’的字样。
“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遭到了主要领导的批评，认为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够’。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但事后人们认识到，马波的话是对的。”
国内外大量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事实证明，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局截然不同。一类是“矿竭城衰”，一类是“矿竭城不衰”。云南省的东川，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1958年设立地级市，铜业的产值和税收曾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2／3。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铜资源的不断枯竭，东川矿务局下属的4个铜矿全部破产。1999年，原地级东川市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县级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矿竭城衰”的城市。
“矿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经济有了一定规模和基础后，大力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像德国的鲁尔和我国的焦作、唐山等。
据统计，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徐寿波院士告诉记者：“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他希望所有处在转型期的资源型城市能抓住机遇，坚持科学发展观。
他说：“无论什么城市都有转型的问题，靠资源吃饭不长久，靠资金吃饭有风险，只有靠科学技术吃饭、靠人才吃饭才是最长久、最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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