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短缺危机促推动户籍改革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格局没有改变

　　●现在的短缺实际上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工资杠杆的作用下，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民工短缺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在普通人看来，中国一向是以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著称的，为什么从今年以来，就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的问题呢？为探求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这两位都是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专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目前的民工短缺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推动户籍改革

　　国际金融报实习生 郑莉莉 发自北京

　　记者：您作为研究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的专家，在这方面，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蔡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激励制度变革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以及由于矫正扭曲产业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改进都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效应。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农业技术效率改进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也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经历20余年各个领域的经济改革，在经济利益机制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劳动者具有通过流动改变收入状况的强烈愿望，一旦约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被拆除，这种流动就必然发生，并且不可遏制。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的增强，它也感受到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改进，从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是乐于创造条件鼓励劳动力流动的。

　　现在经过改革，无论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是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都从无到有，并且大幅度扩大其规模和范围。根据我们的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改革以来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继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之后，劳动力转移作出了21%的贡献。目前，7000万-8000万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至少带回或汇寄到农村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扩大农村投资和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那么劳动力如何实现转移？

　　蔡昉：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而到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的越来越强劲的竞争，便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

　　到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的接受。这也是一种进步。此外，1998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放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在执行中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记者：您认为，户籍改革就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量？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最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因此，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

　　其次，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所有的待遇区别都是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被识别，所有的歧视性政策都是依据不同的户口登记地而针对不同人群实施的。而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第三，虽然城市偏向政策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改革，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就存在着政策周而复始的可能性。如在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所松动的城市就业政策，就再次复归到城市偏向的轨道上，加大了对外地劳动力的排斥。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

　　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