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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帆
我谈两个问题，一，真正的学术自由，打破各种形式垄断。二，MBO暂停，因为争论和风险太大。
我不是左派，不是不敢当，而是观点不同，我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我和左
翼的分歧主要就在国有企业问题，他们要维护，我认为维护不了，早就应该卖，但不是权力瓜分，而是公平地拍卖和补偿历史。
为什么我要支持所谓的“左”派人物？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垄断。经济学家反垄断这一条应该是共同的。90年代出现什么事？出现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学的垄断。左派右派什么观点都不重要，关键是有一个地方和环境能让大家说得出来，不同意见能认真交锋和澄清问题。我发起的“思想讨论会”就促进了这一过程，各方面都说好，只不过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参加罢了。大家可以看中经网经济学人我的网页，有19次讨论记录。
如果在左倾的时代，动不动给人家扣右派的帽子，所以大家经常讨厌左，现在转过来了，动不动就说你反对改革开放，说你左派。我和历以宁，萧灼基老师，周其仁，张维迎等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我和张伟在天津开发区搞民主和外资，张伟是历以宁的学生，当然我也是这个辈份的了。90年代我为什么支持左派？因为新自由主义垄断。市场经济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就有问题了。这和左倾时代是一样的，只不过把中山装换成西装，过去动不动扣一个右派帽子，现在动不动扣一个左派帽子。我是从反垄断角度支持很多人，1994年支持左大培，1998年支持韩德强，这次支持郎先生，都是出自反垄断，并不是同意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支持？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垄断，左的东西如果是垄断我也要反对它，我觉得这是自由主义精髓。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不是社会主义名声。我自由主义朋友很多，我跟他们说了多次，真是替你们着急。我也不希望左派和毛泽东主义上台，但你们不能胡搞。毛泽东犯错误，你就不会犯？经济学垄断影响政策，主导社会科学。90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经济学界网开一面，经济学家讲话比较自由，但哲学历史就没有人搞，政治法律又不让你说，只有经济学家最发达，很自然这些学外语出国早的，学了一套西方新制度新古典，回来如果老老实实做一个教师，也不错。但是他们被捧成著名经济学家，有话语权，就不同于一般学者，经济学的思维，效率第一，制度改革、市场导向，都是对的。问题在于中国只允许经济学一枝独秀。经济标准就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中国社会的信仰，经济学变质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到法学界就造成法律腐败。企业界也急了，大家为什么都不讲信用，不是因为法条不够，是没有证人，没有信仰，把钱作为信仰还有信仰吗？我不是说经济学不好，有一小部分迅速升起的经济学家缺乏自我意识。本来根基也不足，你只能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社会捧来捧去成为神学家了。我刚从欧洲回来，宗教力量很大，神甫在里面讲神学，忏悔和原罪。不会讲什么效率第一，利益最大化。如果西方教堂讲这个，西方绝对没有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要自省，提高一点儿人格。如果你数学很好，我建议你多学一点儿历史哲学，如果你英语好，就多学一点儿中国四书五经，要不然你就别讲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您就在大学里讲凯恩斯和科斯，我也你的学生。经济学界垄断我认为一定要打破，就是说掌握话语权是背后有强势集团支持，用不理睬的办法封杀对手。我已经历10年，这次是香港教授经历一下了。
我们这个会也有一边倒，是主办者请他们，他们不来。这样下去每个山头都是一边倒。但是社会有自由。你们传媒感觉自由，你可以各路都去听。这边这么说，那边这么说，都是有自由的，但是互相不来往。今天张先生很好，还有一个赵晓是我的小兄弟。他写文章批评郎教授，虽然没礼貌，但这两位小兄弟还是不错，认真讨论，他们还没有到老谋深算的程度，真正的老谋深算就是不理你。有了垄断权就是不理你。 但我还是希望在新自由主义论坛上，能请我们去，我肯定去，我不怕。(左大培插话：我也不怕，我可以去跟他们辩论) 还能怎么着？能把我吃了不成？如果我肉好吃，你就吃了我吧。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论坛，每一次辩论都有双方来。希望媒体以后多组织双方辩论。谁不来谁有鬼。你是少林寺，他是武当山，我是丐帮。武林大会比武，看谁把谁打倒，实践是标准，不能规定只按你的门派出招，按你的门派规矩我能打得过你吗？你有你招，我有我招，打倒了算。
他们的垄断办法是：第一联合封杀，第二贬低身份。他们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像杨斌是著名经济学家之后，是最早的海归，他们就是不理睬你，开会不请你去，你重视海归为什么不重视他？因为他观点和你不一样。没有道理。说我没学问？我是社会科学院博士。其实老一代经济学家都不是博士，他们都带博士。说我是土鳖没留过学。那郎先生是什么鳖？他们就说郎先生不懂国情，那我们就成为黑五类永世不得翻身？他不跟你讨论问题，借口是你身份不够。我们这些人怎么走到一起的？骨子里面是有血性的。郎先生是有点儿血性的人，就看不惯你这个东西，看不惯就说了。但是你联合起来弄人家，从人格上贬低，把人家弄急了。你拼命骂专制垄断，但同样搞这一套。我是真心实意担心自由主义名声。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垄断，糟蹋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最大悲哀。
第二，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批评有一定道理，我很了解他们。问题在于：第一条，前提是效率第一。80年代效率应该第一，现在应强调公平第一。假设效率第一，我退一步承认了。第二条，假设私有企业效率比国有高，有什么说服力的著作，一定是私有效率高于国企吗？在不同产业不同时期不一样。开小饭馆肯定是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做原子弹战略产业，航天火箭谁高？如果航天部下海就没有火箭，只是玩具火箭出来了，劳动密集型嘛！飞机不是垮了吗？造飞机赚不了钱，就没有人做。航天、航空、核、电子，高科技，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它干不了，中国正研究大飞机要不要造，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理由就是没效率。你说民营企业高于国有，只要效率和利润，战略产业不能要那是肯定的。造飞机贵，讲究比较利益做裤子，裤子换飞机，这就是效率和比较利益，市场经济原则。欧洲四个国家联合造空客，是国家行为，国家联合行为。美国波音成本多高根本没法算。波音是58年B52改过来的，那是正经铁饭碗，是美国打仗的军费开支。成功之后转给波音，波音成本里算不算B52成本？我不知道。成本还没算清楚就说中国不能造飞机？有什么实证根据？第三条，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就分了，这个风险有多大？即使你分了之后能够提高效率，风险比收益大得多，这时候宁可次优。你不改效率会低，那么我们容忍效率低，但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选择。为什么一定就要把国有企业分掉？他们基本判断是国有企业搞不好，是激励不够，你把企业给他就够了。你怎么知道？如果给了他之后，他还搞不好怎么办？最优次优也有价值导向。效率第一的价值导向就要冒这样的风险，我们也可以讲公平，稳定和安全第一，大不了国有企业效率还是低，但可免除重大危机。
第四条，国有资产目前的模式，最大风险是什么？
老说国有资产是流失，一天一个亿，一年是365亿，25年流失1万亿。我们说国有效率低，干脆流失完毕也就是了。问题在于，几年来从6万亿，增加到11万亿，总量大大膨胀，越流失越多。现在政策是，一方面流失，一方面使用行政手段将国有资产增值，把民间财产转移到国有财产。如果自由主义者批判这个是对的，我也批判这个。但是新自由主义没有批判这个。因为如果不再增值，国有资产很快流失完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了。还是一边增值，一边流失好。增值手段是不正当的，从股民手里面拿钱，然后划到上市公司国有股净资产里面。你别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国有化问题，股市就是一边私有化，一边国有化。应该把这10000亿国有股退给股民，否则就崩盘了。再一个是国债和银行信贷投资。增加国有总资产，同时也增负债，净资产没有增加，这两项因为都要还钱。老说国有资产11万亿，净资产多少？我现在没有数，赵晓肯定知道。还有一笔负债是社会保障，你把国有资产分了，这笔历史债务怎么办？老百姓没有办法活。下岗工人和退休干部工龄在30年以上退休金，每年大概支付3000亿，需要3万亿社保基金运转，每年有10％利润，这3万亿要划出来。实际是社会所有制。现在，11万亿就剩下7万亿了。还有一笔负债是国防和高科技，没有国防就没有高科技。新自由主义主张拿裤子换美国飞机，这是一个误导。你把国有企业分了，国防企业是其中的核心。国家安全怎么办？ 从净资产和负债角度说，把国有企业搞不好就分，即使分掉之后能提高效率，现在也不能动。因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新自由主义说我们没有建设性，他们的建设性是什么？就是破坏。我的不动就是建设性。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分，那就叫破坏性。你现在把资产弄掉，负债马上就演变成为社会不稳定，很多人没办法活。这么大的风险你也能很简单的说，能够提高效率？
第五条，MBO式的分配国有资产，会演变成按照权力的系统性瓜分，而且不止于国有资产，会扩大到私有财产。所以不能开这个口子。
国有企业经理究竟能不能搞好？一部分人确实以后才能，提高奖金就可以了。第二是思想变了，先定了方向告诉你不行，偷了就行。然后告诉你，你先搞垮了再偷，否则偷不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教唆，说国有要变成你的，你要先把它搞垮了。好的时候太贵，你买不起，人家也不会卖给你，说得赤裸裸。国有企业大部分由于有人教唆，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大家觉得不这样不行，有意先搞垮。逻辑上颠三倒四，因果关系不清。
咱们牺牲公平，牺牲一代人，牺牲社会稳定，只要提高效率就可以吗？军工可以不要，飞机可以不做，中国沦落为给发达国家加工裤子的加工厂，也可以。
——怎么分？！
比如宝钢10亿资产，1亿卖给你，而且是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厂长是官本位，宝钢就是副部级，厂长转眼变成亿万富翁，冶金部的干部干不干？宝钢一把手收入上亿，部长才3000块工资，怎么办？冶金部大大小小还有几千口人，最后只能商定，这个肥水大家瓜分，不要书生气那么足，以为国有资产真能够落到经营天才手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天才，国有企业要办好需要各个方面支持，因此各个方面要分一块。党政军都要有利益，这就会演变成为按照权力体系的全面瓜分。开了口子就无法控制。
许多部门不能直接参加分配，就会使用权力去获取财富，包括私人的财产，腐败会进一步升级。私人财产也不可能保障。我们要因为这件事上书。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涉及全国人民利益和稳定，不是为了效率说分就分。即使有些企业该分，也不能吐这个口，要看连锁反应，如果中国乱那可不得了，情况就大大不如俄罗斯了。
本文来自杨帆先生在“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感谢乌有之乡网站邵振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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