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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
我认识董老师并不早，但拜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并被其深深吸引。1989年4月，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拜访董老师，想请他担任成立不久的北京企业研究所的顾问。在他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书桌上堆满了各种材料和信函。我向董老师说明了来意，并简单介绍了北京企业研究所。没想到董老师欣然允诺，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对“年轻人”的事业这
样支持。
从那以后，我和董老师的交往很快地多了起来。我更加注意董老师的文章，我写的一些东西也常常寄一份向董老师求教。我还不时在研讨会上聆听董老师深刻而又平实的发言。
一次，我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没想到在首都机场飞机的舷梯下碰到了董老师，更没想到的是，在呼啸的寒风中，他只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外加一件春秋衫———而且还没有系扣儿！我说董老师你不冷啊？董老师笑笑，又把裤腿儿提起来，让我看到他连条秋裤都没有穿，然后不经意地说，不冷，习惯了。后来我注意到，董老师的这种习惯保持了许多年，以致当听到他疾病缠身辞世的消息，我都不敢相信———他看起来瘦弱，可是实际上“火力”有多么壮啊！
记得有一次在国际俱乐部参加一个研讨会。休息时，董老师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愿不愿意读他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我有点受宠若惊，当即表示，太愿意了。可想了想，我又告诉董老师，我怕自己的外语不过关。我中学和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后来又自学了英语，如果不拿出一段时间强化，恐怕很难通得过考试。吃饭的时候，董老师又跟我说，你考俄语也行。后来由于公务缠身，我错失了良机。
还有一次在外地开会，晚上，我和几位学者接受邀请去酒吧聊天，惟独董老师不去，他要给自己的一个博士生审阅论文。两天下来，董老师硬是把一百多页的论文看完，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1993年8月，我申请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按照规定，要由两名教授或研究员推荐。我给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打电话“求援”。三天以后，收到董老师寄来的写得不短的亲笔推荐书，落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辅?”，还加盖了他的名章———董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认真严谨的人———哪怕是在这样的小事上。
我“下海”之后，董老师几次让我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去参加他在经济所和武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的评审。他每次打电话来，我都心里发虚———我又不是博士生导师，有资格去指手画脚吗？董老师总是鼓励我：你没有问题。而且每次评委休息时，他都要对我说：“你讲得不错。”
……
得知董老师离我们而去，我不禁泪流满面———我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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