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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军/文
去年7月，我由北京调到贵州工作。启程前，我与恩师董辅礽教授话别。他对我到贵州履新十分高兴，叙谈中几次说：“贵州是个好地方，我还要到贵州去看看。”万万想不到的是，7月30日下午3时，传来恩师因病辞世的噩耗。这些天来，我的眼前总是浮现恩师的音容笑貌，耳边总是回旋着恩师的临别教诲，为恩师的离去而悲痛，为不能在贵州接待恩师而
抱憾。
董教授说他还要到贵州看看，我知道，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向东部倾斜的政策，在“六五”和“七五”两个计划时期，西部在国家投资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作为一个最早参与发起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有着强烈公平意识的经济学家，董教授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参加的博士生入学考试题中就有一道“怎样认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的题目。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若干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向西开放”的问题，后又明确主张“把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战略。90年代初，他建议调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指出改革开放之初作出东部优先发展、中西部稍后发展的政策安排，为的是抓紧时机，迅速打开缺口，越过初期阶段后，面临的是各方面全面发展、长期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中西部的相应发展，东部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对此，他主要指出两点：一是东部及全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中西部资源产业的支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资源富集，如果东倾政策使中西部地区原本短缺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向东部，造成“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局面，那就会削弱中西部对东部原材料供给的支撑力，最终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也受到损害。二是中西部的购买力市场发展不起来，会影响东部及全国经济的发展。董教授在决策部门召集的咨询会上多次陈述了他的这些意见，引起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有人把国外关于技术转移的梯度理论移植到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推移上来，曾提出了一个“梯度”发展的理论，主张先开发东部，然后中部，最后西部，这个理论曾盛行一时。董教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梯度理论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有其道理，但不应成为东、中、西部发展次序的刻板公式，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梯度发展的次序会发生变化，政策也会因势而变。他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发展出现了梯度理论描述有所不同的变化，一是东部的比较优势减弱，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增强，东部和境外的资金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二是经过长期发展，东部已有相当基础，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在支援西部开发方面有所作为。三是中国全方位开放中，中西部一部分边远地区迅速成为开放的前沿。因此要超越梯度理论及政策所作的单向开放安排。董教授对梯度理论及政策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研究，提出赶超和跳跃式发展的深刻构想，对后来的政策调整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
1999年，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之后，董教授深表拥护，同时又敏锐地指出，从以往的经验看，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成效的关键问题。他认为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要特别注意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要使少数民族参与西部大开发并从中获得利益；二是资源开发与西部地区的利益问题，要特别注意照顾资源产地的利益，使资源产地能从资源开发中获得恰当的利益；三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东部在自己赚钱的同时要努力为西部的发展做点实事，不能做损人利己特别是损害民族团结的事。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极其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有助于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为西部地区各族人民所欢迎的政策措施。董教授不但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国家重视开发西部，而且实地到西部地区考察，帮助当地理清思路，并凭借自己的特殊影响争取项目。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12个省(市、区)，因而被称为具有“西部情结”的经济学家。确实，他的“向西开放”、“加快西部发展”、“超越梯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高度重视利益关系”等主张，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的亮点，对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4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其中包含了董教授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多年为之奋斗而洒下的辛勤汗水。
董教授说他还要到贵州看看，我想，是因为他牵挂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董教授从不愿多谈自己，所以我仅知道他曾经到过贵州，但不清楚详情。这些天，我向师母、向贵州有关同志作了一番详细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感受到董教授对贵州有很深的感情。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是在1983年8月，应省社会科学院、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邀请，作关于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的学术报告。孙冶方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他伯乐识马，1959年2月把年轻的董教授由武汉大学调到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董教授对能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感受颇深，十分怀念，他曾回忆说：“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我很大教益。”1983年2月，孙冶方同志去世，董教授担负起了总结、阐发、传播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任。所作学术报告以其鲜明的创新性、实践性受到了我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烈欢迎，给我省经济理论研究注进了一股新风，有的听众至今仍对当时董教授作报告的场景记忆犹新。1995年国家有关部门与省文化厅在贵阳联合举办“文化与生产力”理论研讨会，董教授因有重要公务，不能亲自与会，但仍委托贵州籍的薛永应教授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以示对这一研讨会的支持。2001年7月都匀市召开“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董教授专致贺电，对都匀市采取“资本置换”方式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这里值得特别一叙的是2000年他的两次贵州之行。7月17日至23日，董教授应毕节地委、行署邀请，到毕节地区进行考察。到毕节后，他作了一次全国经济形势的讲座，听取了毕节地委、行署关于希望修建隆黄铁路的情况介绍，认为这条铁路一旦修成不仅毕节活了，贵州活了，我国西部的一大片都活了。回北京后，他专门就此事找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情说理，力促批准上马。他在国内出差很少超过3天，但这次到毕节，前后有7天，是一生中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他把时间主要用于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参观了工矿企业，同有关负责人商讨提高效益的办法，走访了贫困地区的农户，为当地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农民的贫困状况让他揪心，一次他想从口袋里摸现金送给一位农民，但口袋里没有，于是从毕节的随行人员那里借了200元。回到住地后，他立即将钱归还那位借款人。借款人说，那200元已由地方民政部门支付了。他坚决不答应，说如果这样就不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意，于是硬将200元现金归还了借款人。毕节之行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他对随行的贵州同志说，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贵州及毕节地区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自然条件差是贵州及毕节地区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他认为，贵州及毕节地区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问题是如何发现和利用优势，在力(包括人力和科学技术)所能及的限度内将劣势改变为优势，或减弱其劣势。他指出，贵州及其毕节地区发展必须借助外力。不靠外力，不内引外联，哪有今天的深圳？今天的上海？但要靠外力，得让外力愿意来到贵州、到毕节投资，做生意。如何做到这一点？他提出，首先把门开得大大的，欢迎国内外的人士和企业来投资。贵州也要主动推出一些具有优势的项目。不要怕别人把好的项目拿走了，不要怕别人赚钱。其次，在局部地区和项目上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环境和条件，让那些投资者看到在哪里、哪些产业和项目上投资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比东部和中部的相应产业和项目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当然贵州和毕节地区发展光靠外力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努力并调动自己内部的力量。他提出，首先必须努力扫除本地区发展的各种障碍，特别是观念方面的障碍，法治和市场运行方面不按规则办事的障碍，办事效率低的障碍，等等。其次，应该调动和发挥民间的力量，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他设想建立一种机制，在银行之外把人们手中的钱集中起来用于有回报的开发项目，例如设立西部开发的各类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再如，在西部地区设立一些地区性的证券交易市场或柜台交易市场，西部就可以有更多的公司成为股份公司并吸收民间的投资了。董教授的这些想法都是极富启发性的。8月21日，董教授刚从德国访问回来，又以73岁高龄之躯，不顾时差和旅途劳累，马上赶到贵州大学作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一个月内，董教授作了两次贵州之行，让贵州同志十分感动。据贵州与他相识的同志说，只要是贵州找他办事，他从不拒绝，他说贵州充满希望，贵州人民很纯朴，他愿意尽力为贵州办些事情。除了前面所述为隆黄铁路上马奔走外，毕节地区让他担任高级经济顾问，他答应了。毕节师范学院让他担任名誉院长，他答应了。贵州财经学院聘他为名誉教授和学报学术顾问，他答应了。等等。师母告诉我，董教授由衷地希望贵州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可以告慰董教授的是，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年多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势头强劲，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明显加快，新阶段扶贫开发成绩突出。当年由贵阳到毕节，董教授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7个多小时，十分辛苦，现在有了高等级公路，仅需要3个小时即可到达，由此可见贵州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然，董教授说还要到贵州来看看，也包含了对他的学生的关心。董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内，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开拓性的贡献；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舞台上积极参政议政；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董教授对学生有着慈父般的关爱，不仅在学问上授业解惑，而且在思想品德、人格操守上严格要求。他自己践行着，并深深影响学生，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董教授敢于探索真理并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因而有时受到很大压力，也曾经受到批判，但仍初衷不改，照常直书，秉公持论，有记者问他到底图的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图什么。我的使命就是从事经济研究，为民请命，为国分忧。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我应该尽我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对与不对，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提出来，甚至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些别人爱听的话，我认为毫无价值，我的人格接受不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接受不了！”正是出于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爱，他辛勤耕耘在中国经济学这块沃土上，勇敢地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各种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以研究推进民富国强、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社会为己任。记得我把中国城镇反贫困问题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时，他给予了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说这个题目选得好，现在农村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城镇贫困人口又在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我理解，他对我选题的肯定，首先是基于一种经济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自己践行着，并深深影响学生，一定要坚持“守身为大”。“守身为大”一语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坚持自身的节操是最重要的。1946年董教授报考大学时，“国语”科有一道题是“守身为大”，他写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名节，勿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事，要把这一品格的培养和保持放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地位。他的作文得了高分，其中阐述的道理贯穿了他的一生。今年4月25日，他拖着病体写了一篇《守身为大》的文章，又一次结合他毕生的经历，系统阐述了他对这一古训的理解。如果说58年前，他以21岁的人生阅历就有了甚为深刻的认识，那么在58年后，他作为一个经历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环境考验的77岁智者，所谈的认识尤为撼动人心。他认为，“守身为大”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容。他在1947年投身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革命斗争，并成为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绝不退缩，更不卖身求荣”，这就是地下党员“守身为大”的内涵。而当他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后，他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并指出：“即使在理论研究上，遵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这篇文章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他一生操守的写照。他之所以赢得大家的敬重，不但是因为他理论上的卓越建树，更是因为他人格上的高风亮节。了解他的人包括在学术观点上与他有分歧的人都说，董教授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这样评价董教授：“他在工作中和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石秀诗省长获悉董教授逝世的消息后对我说：“我在会议上听过董先生几次发言，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耿直的学者。”他自己践行着，并深深影响学生，一定要勤奋工作。董教授的勤奋，是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从年轻时到发病前，他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不管头天睡多晚，次日都能早早地起来工作。他利用一切时间来思考、写作，在飞机、火车上，在会议间隙和旅馆小憩时，不停地写，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就是这样完成的。一次，他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世界发展高峰会，一上飞机就开始写文章，飞机落地前刚好写完，整整写了一万字。在出差或国外访问时，哪怕时间短暂，也尽可能多看、多问、多想。在印度访问时，他曾抽空只身进入孟买市一望无际的贫民窟进行了解，从而对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有了新的感受。他经常对学生说，中国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研究经济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他非常支持我到贵州工作，说：“贵州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弱，条件艰苦一点，但这正可以锻炼人，可以有所收获。相信你去那里能够埋头苦干，勤奋工作，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导师，他非常期望学生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取得成就。一旦听到学生学业上事业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的消息，平常神情冷峻的他也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当他讲到要到贵州看看时，我马上就想到这是老师要来检查学生的作业，这个作业包括学生的思想和工作收获。可以让恩师放心的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丝毫懈怠，在尽其所能完成着岗位所赋予的各项任务。
恩师还要到贵州看看的心愿变成了遗愿，但我深切地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仍然关注着西部，关注着贵州，而西部在向前发展，贵州在向好变化，这将让他感到极大的欣慰。
8月20日夜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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