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本刊记者 林铁钢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引路人。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国金融界的老领导刘鸿儒同志，怀着对邓小平同志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来到中国金融出版社，接受了《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在1979～1995年间，刘鸿儒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记者：刘主席，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的专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金融部门的领导者、金融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首先请您谈谈邓小平金融思想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指导意义。

　　刘鸿儒：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无不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力量。在过去多年的实际工作中，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指导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指邓小平多次发表了关于金融改革的重要指示，在关键时刻肯定和支持了金融改革，而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在整体上为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导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体制改革，从改革之初，就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金融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论断以及他最早提出的“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思想等，为我们突破旧体制的障碍，克服旧观念的束缚，推动我国银行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和发展金融市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指导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开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银行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社会各界对发挥银行作用、推动银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1979年10月4日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作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

　　后来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小平同志对银行改革这么重视，这么早就提出改革要求呢？我理解他很早就设计了经济改革的蓝图，决心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在1979年11月26日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92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此后，在“十四大”文件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要承认和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就要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如果不改革银行，银行还是会计、簿记和货币发行公司，市场经济的建立就无从谈起。对金融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小平同志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金融的作用和地位最精辟、最透彻的概括。

　　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是金融改革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金融改革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对金融体制改革、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的指导意义。

　　记者：请您谈谈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银行改革的历程。

　　刘鸿儒：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建国后的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工作的基本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的机构合二为一，人们思想也出现了很大混乱，对银行的职能、作用认识不清。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银行恢复独立的组织系统，整顿银行秩序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强调发挥银行的作用。当时我在人民银行办公厅工作，这次会议，我参加起草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宣布财政银行分家，恢复银行的独立体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起不了多大作用，它只是一个会计、出纳、金库。改革初期对于银行如何改并不很清楚。正在此时，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讲话。当时关于这段讲话还没有文件。我们在机要室查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从简报上看到了小平同志那段话的内容。“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这句话，成为银行改革的基本思路。许多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特别激动，感到这句话抓住了要害。所谓真正的银行就是指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现代的科学的银行制度和体系，发挥银行的特殊作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资金动力。

　　从1979年开始，人民银行研究的就不仅仅是制度恢复问题，而是如何搞好银行改革问题。当时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如何改、向什么方向改却没有找到答案。“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如惊天巨雷，振聋发聩，从此，为银行改革指明了方向。

　　建立真正的银行，第一步是注重存款和扩大贷款业务范围。计划经济时期银行不注重存款，国家规定所有企业单位除了核定的库存现金以外，全部资金都要存到银行，财政系统的钱也要存到银行，当时居民的储蓄很少，所以银行的角色只能是企业和财政的会计、出纳，其作用是“守计划、把口子”。当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为主体的承包制，城市对企业放权让利后，促进了经济发展，分散在社会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人民群众手中的余钱也逐步多了起来，通过银行集中闲散资金搞建设，发挥银行作用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银行开始重视存款，聚集的资金量越来越多，作用也显现出来，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逐步下降，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是“大财政、小银行”，还是“大银行、小财政”的争论。

　　银行的贷款范围扩大的意义就更大了。过去，银行只能办理企业临时性的、超过定额的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贷款不能贷，更不要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了。当时由财政部门负责对企业拨款，但只能有多少钱，拨多少钱，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各方面用钱的要求又多，靠财政搞建设的路已经走不通了。银行改革打破了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限制，开始发放技术改造贷款，不久又突破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禁区，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凡是能还本付息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贷款。突破流动资金贷款范围，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引起了社会上关于银行作用的大讨论。发放设备贷款后，一些中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日用消费品行业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商品短缺的问题。1984年后，企业流动资金全部改由银行贷款，取消了财政拨款。

　　第二步是要建立银行体系、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首先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解决10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与这个要求相适应，1979年3月再一次恢复建立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农行是中央加强农业发展的决策，从此拉开了改革“大一统”银行体制的序幕。当时主管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同志担心重蹈过去农业银行“三起三落”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农行恢复后的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了，商品化程度高了，市场发展了，农行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得快，迅速壮大。接着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门中独立出来，恢复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各家银行分设后，地方政府也想搞银行，当时考虑到银行过度分散，风险较大，而且也没有管理经验，没敢开这个口子。于是开始考虑建立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随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河南、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城市信用社，专门为街道小企业融资服务。我们进行考察后发现，这些小银行为小企业服务非常方便，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人民银行对此持支持态度。如果城市信用社坚持按照最初的定位走下去，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现在就不用讨论为中小企业办金融机构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银行经营体制问题。虽然分设了多家银行，但还没有解决建立“真正的银行”问题。国有银行是官方机构，具有垄断性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因此，1986年，在全国四个城市(沈阳、大连、常州和重庆)后来扩展到十个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探索在小范围内如何把银行搞活，试点结果是不成功的。原因是各家总行的要求与各地的做法有矛盾，难以协调，各家总行在经营上又受财政的制约，权力难以分解下放。所以后来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组织筹建股份制商业银行做试验，先成立了交通银行，后成立了招商银行等10多家股份制银行。走股份制道路，进行“真正银行”的改革探索，现在看来路子是对的，中央已经决定国有商业银行也要走这条路，引入真正科学的商业银行管理体制。

　　第三步，就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需不需要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当时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很多。各家商业银行分设后，人民银行仍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要办理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另一方面又是金融管理机关。通过深入讨论，认识逐步统一，1983年中央作出决定，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负责城市工商信贷业务。中央银行的名称如何定，也是有一番考虑的，当时曾经设想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人民银行的名称留给分设出来的专业银行。后来人民银行党组讨论认为，一是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流通多年，改印票子有困难；二是人民银行1948年成立，几十年来是惟一的国家银行，人人皆知，突然变成专业银行，不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所以最后决定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就专司中央银行职能了。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对于我国金融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事实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银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现在它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来。

　　今年是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20周年，20年来，人民银行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银行自身的体制问题也经历了一个长期争论、不断变化的过程。实际上，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刚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县一级没有设机构，后来因金库、国库还需要人民银行加强管理，基层金融秩序一度混乱，需要人民银行协调监管，所以后来大部分县又设立了人民银行的机构。又比如按区域设人民银行分行问题很早就开始研究，但没有做到，仍按省设立分行。当时没有推行大区行的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管经济、管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开行政推动，经济很难快速发展，现在这一问题也没有解决。地方政府管经济的结果是很难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中心。1998年人民银行又进行了体制改革，撤销省分行，成立了九大分行，现在争论仍然很大，问题的实质还在于经济管理体制上。

　　第四步，是金融市场建设问题。因为金融市场敏感性强、风险也大，没有经验可循，所以拖到最后才搞，现在看这个战略部署还是对的，在整个经济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形成独立有效的金融市场很难。发展金融市场是在1986年以后，先建立了货币市场，主要是同业拆借市场，然后建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和外汇市场，当时主要是外汇额度交易。1988年后批准设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保险公司，扩大了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竞争的局面。

　　金融改革是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金融体制是在不断探索中成长起来的。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在探索发展中逐步深化改革，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小平同志有个重要观点，他主张不要去争论，先实践，该做的去做，而不是先争论再去做。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这样改革就能顺利推进。

　　记者：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其间经历了很多的争论和探索。请您谈谈邓小平理论在资本市场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刘鸿儒：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的理论禁区比较多，实际操作也比较复杂。国际上非常关注中国发不发展股票市场，在他们看来，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标志。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在我国曾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东西，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很难突破的禁区。1984年，国务院决定由我任组长组织金融改革小组，我们经过调研制定了金融改革方案，主要是银行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改革，把资本市场放在银行改革之后来推动。但在实践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买卖自发地出现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少数小的股份公司和开始发行股票，1986年各地陆续发行了一些债券和股票，但很不规范，当时出现了两个二级市场，一个是沈阳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窗口，买卖股票债券；另外，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办事处也搞了一个柜台交易。这两个二级市场的出现突破了理论禁区，意义重大。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鼓励我们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1986年，人民银行和美国证券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讨论我国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会议代表。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有美国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凡尔林。在会上凡尔林要我国的股票。当时我国还没有正规的股票市场，只是各地自发地发行了一些股票。开始找的是天桥商场股票，拿过来发现它不像股票，既有分红又有利息；于是我就和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联系，让他们找出了一张标准的股票——飞乐音响，赠送给了凡尔林。后来这张股票作为中国第一只股票在美国纽约证交所展出。在邓小平接见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时，人民银行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金融市场、金融改革等问题，他听后对金融市场的建立及金融体制改革表示了肯定。

　　在我国，股票的出现可以说是企业自发的经济行为，当时在深圳等许多地方企业到处推销股票，政府也动员大家买股票，群众并不积极。1990年深圳等地出现了股票热，有人一夜间发了大财，各地自发的股票市场秩序混乱，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我受国务院委托去调查了三次，并做了汇报。当时的反对呼声比较大，有人认为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设立十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前往深圳、珠海两地参加庆祝活动。他在深圳专门对股票市场作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珠海庆典主席台上，江泽民同志找到我并通知我在返京路上谈谈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和看法，建议不要取消深圳、上海的试验。临下飞机时，江泽民同志表示，两个试验点不取消，但暂不扩大，要加强管理，总结经验。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特别指出：“证券、股票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二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次重要讲话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命运。当时很多人都在问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市场的理论根据，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是有论述的，马克思1858年4月3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据。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这句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改革试验得到了迅猛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为国家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每件事怎么做都指出来，而在于他的理论、他的改革思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引导出一条路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后，方向有了，怎么去做就相对容易了。他不是告诉你具体改革该怎么做，但能告诉你方向在哪里，路应当怎么走。比如小平同志提出要“对外开放”，这几个字其实也指出了经济金融要国际化的问题。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从整体上、从不同方面指导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