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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变革，但一些相关组织却在尽量阻止变革，因为变革会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所以，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尽力保持一个高效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激励人们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变化。对过去的依赖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怎么能够突破这种限制？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
-本报记者 单羽青
“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态过程的著名论断至今仍被引用来讨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传播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获得的成果喜忧参半。在某些地方，马克思也会惊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增长。而在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区，人均产量则持续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拉丁美洲的增长‘走走停停’，而亚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扩张则波澜壮阔。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呢？”
上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在题为“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中，诺斯探寻了给西方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历史条件，并解释了资本主义无法给其他地区带来这样的结果；阐述了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剖析必要的经济制度；并谈及带来“自由市场中创新机制”的特定条件。
这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诺奖得主系列演讲”的第五场。道格拉斯.诺斯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
诺斯说，十世纪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一个本来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千年间一举上升为统治世界的霸主。但事实并不仅仅如此。这种现象只是一种更本质的转变的一部分——制度变迁的焦点已经从解决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化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增长使我们战胜了自然环境，但同时也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这一变化的前提条件是相互依赖的，具有广泛的外部性和非个人化交易特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人们将知识应用于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西方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更大限度促进这种活动的组织结构，虽然这种结构并不完美。亚当.斯密认为创造国民财富要依赖于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对复杂的社会的初步理解。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的转化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一种与百万年来作为狩猎人和搜集者的人类形成的特有倾向相反的社会结构。
“在非个人交易的政治和经济特定框架内，构造出鼓励生产活动，并抑制反社会的行为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条件。现代社会，国家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这是因为在拥有个体交易传统的国家中无法发展出上述必要条件。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根本不具有伴随着兴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相反，他们无法重组其政治和经济结构，也无法受益于制度带来的生产潜力释放。”
诺斯认为，改善经济绩效的关键是构建能鼓励生产活动的人们间的互动。制度是社会的激励机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和为什么它们“存在缺陷”是很必要的。制度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强制力的特性所组成，它们共同决定游戏进行的方式。要理解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需要分析多种因素，其中也包括执行的不完全性。正式的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组织制定的，所以首先应该模拟社会组织的偏好，了解社会组织悖论。如果一个组织强大到足以保证游戏规则得以实施，它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惜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但“受到约束”的社会组织。在经济体中，是竞争使个体生产者的优化行为有益于社会。但是什么样的竞争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呢？这种竞争必须使参与者以价格和质量为手段，而不是通过杀害竞争对手或其他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来竞争。行为规范会约束参与者，但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作用有多强呢？后一个疑问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信仰、规范和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理论，在新古典理论中激励机制是依赖于特定的信仰体系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迥异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机制，也导致了面对同样不确定性时不同的选择。
诺斯指出，一些经济制度可以提供鼓励持续创新的激励机制，包括使参与者能够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展开竞争的机制，所以对于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重要的制度必须能够建起可以制定并支持这些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能提供激励机制的信仰体系也是必要的。而且在技术变迁、信息成本和相对价格也不断变化时，政治和经济上的创新者必须调整制度，使其在面对上述变动的时候也能够提供适当的激励。另一个困境是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从前大不相同，并且复杂得多，所以在发展着的社会环境中也就不存在可以激发我们理论灵感的历史先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对成功显示了灵活的制度结构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哈耶克大力倡导的试错制度结构经济体存在的前提。各种适应性强的有效制度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并且依赖于有力的非正式制度。当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面对广泛的寻租激励，可能使社会陷入停滞和无效率时，一些非正式制度能够约束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像奥尔森认为的那样——只有定期的革命才能避免这种结果。
诺斯强调说，“当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信念不能指导我们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决策时，我们就可能犯错误。原因有两条：一、习惯于已有的信仰体系；二、当信仰冲突已经兴起时，主流组织的领导者又会认为变革会危及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控制着决策权，也就可以阻碍变革的发生。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二是很难对制度做出必要的变革。”
演讲结束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了一个被诺斯称为“很好的问题”——“制度有时依赖于以往的历史，我们如何借鉴过去好的经验，但又能突破对过去的依赖？”
对此，诺斯回答说，机制的依赖性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带来的依赖，如果不研究经济史，就无法研究制度变迁，而且制度不断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一种是对以往思维方式的依赖，拒绝变革，拒绝接受新东西。“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变革，但一些相关组织却在尽量阻止变革，因为变革会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所以，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尽力保持一个高效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激励人们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变化。这一方面，现在还没有现成的非常完善的理论。对过去的依赖，促进了现有机构和制度的形成，如果你想改变这种机构，这些组织就会尽量阻止你这样做。对过去的依赖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怎么能够突破这种限制？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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