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两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学术思想论争，也是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和绩效的一次回顾与反思。
我们回顾这一场论战的过程，不单单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杨小凯教授，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论战过程来了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及其发展
动因。
2000年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杨小凯教授提请人们注意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即由于落后国家发展比较晚，自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这使得落后国家在没有一个“良序”制度条件下，单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他还特别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总是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即使落后国家单凭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对此，林毅夫教授回应说，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制度先行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制度先行是不是必然能够将一个落后国家、地区变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不是没有制度先行，经济发展就必然会有很大困难，就必然会造成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我们可以粗浅地将两位学者的论点作出概括，林毅夫建设性的分析了改革至今的成功战略，而杨小凯则前瞻性地分析其中的制度性缺失，并认为这样的缺失将会危及整个改革战略的执行。
林毅夫在他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说成是产生“中国奇迹”的原因的说法，是“缺乏充分证明”且“极度理想化的”。相反，这本书认为，战略上的转轨才真正产生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随着推行相关改革以及“充分的市场功能和准确的价格信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率地使用本国可用资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等)、增加其总量、提升其质量和结构，以此来增加国民剩余产品的总量、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最终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而支撑这一战略的要素禀赋是：充足的、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以廉价劳动力置换昂贵资本的可能性”；大量吸引直接外国投资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中国广阔的地域，提供了可以融入市场经济的资源。
但是，这本书中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将会面临的众多问题也仍不无忧虑，而这样的担忧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现实：经济中仍然存在危险的“慢性病”：改革和经济增长率围绕着众所周知的“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周期循环；以“制度性寻租”为基础的腐败；官僚机构的干涉和灰色收入侵蚀了GDP(书中的分析是占GDP总量的20%-25%)地区差异和城乡矛盾的加剧；社会分化等等。
正如有评论者评价这场争论，两者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是矛盾的，有些方面甚至是互补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社会在制度构建中的种种问题，是否构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难以克服的障碍？后发劣势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滞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感同身受，但是谁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乐观主义者相信，“在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演化过程中，后发优势会经由市场本身的内在力量和机制自发地克服制度建设方面的后发劣势”，而悲观主义者们则认为，不进行必要的制度建构，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有意思的是，在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这本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名著的书中，作者写道：“如果政府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改革的不可逆性和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迫切性，中国的改革过程将更少曲折，速度将更快。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逾越各种障碍；而不断地获得成功的改革也将有力的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一旦有了这个保障，下个世纪初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胜的人间奇迹，就不是天方夜谭。”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家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Yakov Pevzer评论说：“这里作者使用的虚拟语气不是偶然，整个问题是中国的市场改革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远没有成功’。”
论战的一方，杨小凯教授已经逝去。上帝保佑中国，他曾经说过，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记取的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