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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已经争论很久了，而且各种说法的立论经常会涉及到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的问题，撇开存废问题不谈，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不足：
第一，《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由于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许多人认为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不能适用于劳动教养。实际上，劳动教养就是行政处罚，但
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行政处罚法实施后四年，《立法法》颁布实施，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且立法法的这种“法律保留”是绝对保留，也就是说，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该项立法权，授权其他任何主体行使都是不可以的。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根据《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文件，但它毕竟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己颁布的法律，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因此，时至今日，要想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下去，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是不行的了。
第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自身有缺陷，对这种缺陷，论者说了很多，本人想强调的是以下两点：首先，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规定过于笼统，对构成犯罪的人和未构成犯罪的人同样都可以适用；而且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劳动教养所包容的内容，在性质上差异性较大，比如劳动教养过去往往针对在城市里游手好闲的人实施，发展到现在可以针对嫖娼卖淫、吸毒者实施，到底这一制度就是一个“筐”，还是应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问题的提出，至少说明对这一制度已经到了必须动手修改其法律规范的时候了。
其次，在这一领域里，下位法超出上位法作所谓的补充规定，实际上已经创设了新规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某几个省份，甚至出现了擅自将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事情，好象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个别省份就可以决定。这些情况的出现，既说明这一领域里具有权威性的立法不足，也表明在我国存在着忽视人权、忽视上位法的基础，这更加提醒我们认识到新立法的迫切性。
我国在几年前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时候，很遗憾地将劳动教养制度排除在行政处罚制度之外，未予规范；目前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如果仍然将劳动教养制度 “置之度外”，而决策者又认为有必要保留这样一个制度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单独立法。由于我们未在两个行政行为法 — 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中涉及劳动教养，单独立法时，势必要将劳动教养制度置之于刑事程序中，将其作为刑罚的辅助手段 — 保安处分予以考虑。无论如何，到了法律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完成于01，7，16，用于01，7，22〈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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