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董辅礽

　　7月30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享年77岁。消息传来，中国经济学界震惊。

　　董老堪称一代经济学大师。他是最早倡导“企业改革”、“政企分开”等市场经济准则的人。他在理论实践方面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而作为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他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不管是研究计划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正如经济学家朗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

　　董辅礽1927年7月26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一个职员家庭。1946年董辅礽报考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流大学——武汉大学。1953年，董辅礽被保送去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这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府，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在莫斯科的学习为他日后在经济学道路上继续攀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7年,董辅礽在苏联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后回到武汉大学任教，此后又进入中国社科院从事专业经济学研究，并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董辅礽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又称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国民收入理论。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并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礽的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礽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个称呼就一点点传播开来，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一种说法。而连续多年来，瑞典皇家科学院都致函董辅礽，请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此项工作，也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辅礽认同和信任。

　　因“两个分离论”受批判

　　虽然在学术界上董辅礽取得了极高的地位，然而董辅礽却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从年轻时代开始，董辅礽就一直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即使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也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他始终很关注现实,善于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他所提的一些对策建议,也都具有实践性。

　　开一代理论先河，做经世致用文章是他毕生追求的信念。

　　而这一点，从他极有远见卓识、甚至是冒着政治风险地提出“两个分离”观中，可见一斑。

　　1978年9月，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暧还寒的时候，董辅礽就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会议结束后,一个老同志对董辅礽的大胆表示担忧。

　　1985年，董辅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董氏八宝饭理论”。

　　199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人们不禁想到了董辅礽20年前就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想到了10多年前董辅礽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八宝饭理论”。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

　　驳斥“大赌场论”力主护市

　　而近年来，董辅礽除了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探索、为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兼职教授指导一代新人外，作为知名经济学家、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他，这些年一直热切关注着中国资本市场。

　　虽然他曾经很谦逊地说过“我并不懂股市，我是作为经济学家来关心中国的股市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2001年底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是‘大赌场’，是否需要‘推倒重来’”的大辩论中，挺身“护市”。此后他又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力主开设创业板、主张国有股减持要“让利于民”保护中小投资者。他也因为对资本市场的贡献，被CCTV评为“2003中国资本市场年度人物” 。

　　2001年底，中国股市曾一度连续暴跌。对此当时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股市泡沫太多，市盈率高达50至60倍远高于国际行情，就沪市而讲应当下跌到1300点才能把泡沫“挤干净”；另一种观点是，中国股市存在太多的弄虚作假欺瞒投资者行为，已经像一个巨大的老鼠会和“大赌场”，要“不惜崩盘、推倒重来”，要重新建立中国证券市场。

　　在一片“倒市”呼声中，董辅礽与另一名经济学家萧灼基都力主“护市”。他认为，持有“市盈率过高论”和“大赌场论”这两种观点的人，都是简单地把中国股市市盈率与国际市场类比。谈到市盈率问题，国际证券市场全部是流通股，而中国只有三分之一流通，不可简单类比。

　　在谈到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时，董辅礽认为，有历史原因，是政策和制度所造成的。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为国有企业解困。许多地方政府规定，申请上市的企业必须捆绑两家亏损企业，否则不能上市。于是，出现了企业上市前的包装行为，于是逼迫包装为伪装造假。

　　为此董辅礽一再坚持，中国证券市场是一座大学校，它培养越来越多人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来，它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些无视历史、否决资本市场作用的说法是欠妥当的。股市这十年成绩是非常大的，问题虽有，但是是第二位的。我们的目的是如何去完善它，改进它，使它更规范，而非推倒重来。

　　而在国有股减持的大辩论中，董辅礽教授也指出，国有股减持最好让利给中国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董辅礽教授还大力呼吁建立创业板市场，他指出，尽管中小企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新的活力，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十六大”也制定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然而，这些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却难以获得，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创业板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资本市场功能，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至于创业板的风险问题，他指出，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合理的措施有效控制这些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此外，董辅礽还大力呼吁加快推出股指期货，并指出，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的时机已经成熟，加快发展期货市场应成为当务之急。

　　实践型的经济大师

　　除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力鼓与呼外，董辅礽还是一名实践型的经济学家。除了坐而论道，他还很乐意走出书斋，亲自到第一线去与经济学新生事物“亲密接触”。

　　在上世纪80年代，当“温州模式”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之时，董辅礽就亲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

　　董辅礽还是开放民间金融，开设民营银行的积极支持者。他和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黄达、吴敬琏、茅于轼等人组织成立了长城金融研究所，该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拿出建立民营银行的方案，选择银行改革的样板模式，为民间金融鸣锣开道。

　　他还很高兴地接受了担任第一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泰康人寿独立董事的邀请，并表示“他们选择了我，这个工作对我也很有挑战性。”“一是因为泰康刚刚建立不久，又是第一家和国外合资的人寿保险公司，将来也要上市，我们国家的保险业是80年代才起步，将来的市场和前景都很好。我在《保险法》出台时曾经在征求意见小组工作过，他们选择了我，我就接受了。

　　董辅礽简历

　　1927年7月26日生于浙江宁波。

　　1946，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在武大任助教。

　　1953年，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学位。

　　1957年，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

　　1959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78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1988-1993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1998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1-1993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济顾问、国际研究所所长。

　　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军官级学术勋章。

　　封笔作：“守身为大”

　　业内人士认为，董辅礽之所以能做到走出书斋，经世致用，与他自己的经历和实践有关。

　　一是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得较早。早在留苏期间，董辅礽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并不是白璧无瑕，也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商品严重短缺等等，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不迷信。二是他是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亲眼目睹中国与发达国家悬殊差距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1978年以后，董辅礽多次出国考察，足迹遍及五大洲，他对外国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了解较多、研究较深，因而对传统体制的缺点也看得比较清楚。三是他的青少年经历和家庭背景，使他对商品、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等有许多鲜活的认识。此外加上董辅礽在解放前受过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有敏锐的头脑，有精深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又具有从宏观上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从青年时代就形成的实践意识和报国热情。这些综合因素，使董辅礽能不断地取得成功。

　　而董辅礽自己，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真正有恒心的、敢于坐十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学者”。在目前我国经济学家中，“急功近利”的心理太重。这表现为浮躁，缺少对经济现象的长期的思考与研究。存在早日成名、早日出成果心理者众，而埋头做学问、具有扎扎实实功夫者显得欠缺。

　　董辅礽觉得，缺乏对经济学众多学科深入持久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不利，会导致经济学发展缺乏坚实基础，

　　董辅礽先生生前还劝告，在国外培养的经济学人需要扎根于中国社会深处，去了解活生生的现实。他曾感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经济，但有些人脱离中国实际，谈起中国经济就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就在董辅礽生命的最后阶段，2004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辅礽还写了一篇后来发表在国内《金融时报》和《经济界》的《守身为大》的文章，对自己的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阐述。他写道：“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不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董老师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封笔之作。“守身为大”，是他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