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敬如
敬爱的导师董辅礽先生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久久所不能面对的现实。7月30日下午3点零3分，刚刚度过77岁生日的第4天，忌日却无情的踏来，尽管我们对董老师病情的严重性有相当程度的知晓和判断，但祈祷的心态，使得对这样严酷的事实缺乏思想和情感的准备。
回忆去年刚刚忙碌完“十一”的董老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诊断的结果令人惊愕，直肠癌并扩散至肝部和肺部，癌症进入晚期，这意味我国具有一流技术和医师的协和医院也束手无策。面对已经严重迟延了治疗的癌症，在京的部分同学和家人对先生的治疗去留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讨论，大多数人赞同先生赴美国也就是董老师女儿和女婿所在美国杜克大学进行治疗，董老师的女婿女儿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通过考试筛选，最早一批出国学习生物学的留学生，长期学习和工作在杜克大学，他们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在治疗癌症领域里的优秀科学家，杜克大学癌症治疗中心对治疗癌症特别是直肠癌有着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技术和医疗设备。面对疾病治疗的选择，也是对生命的选择，这种机会没有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之说，应该讲这个选择是有充分理由的。
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祈祷心理，使得不能理性和冷静地对待进入晚期的癌症将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是本能总在不时地涌动着不祥的感觉。记得去年10月20 日，董老师和师母在临行前，董老师一再劝大家不要来道别，华生和我还依然专程赶到董老师的家为他赴美送行，董老师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嗔怪，但依然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晚期癌症在身的感觉，我也力争附和这样一个轻松的氛围，但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潸然而下难以自抑，当时我一再告慰自己，先生一定会病愈回来。但我万万不愿相信，这次离别却成为永别。董老师在离开家时，深情地环顾家室四周，充满情感地自语：“多么温馨的家啊!”依依不舍、似乎在道别……，表现了董老师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理性冷静的心态。每当我想到这些，都难以自己。
对生活充满了爱，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董老师，他把这种爱更多地凝集于对事业的追求、对人民、对社会、对祖国赤诚奉献之心。记得在1978年9月新学期刚刚开学，正值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时期，董老师来到了武汉大学，他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对国家所有制提出批判，尖锐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要在根本和基础上进行国家所有制的改革，没有国家所有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我作为经济系七七级的本科学生，亲耳聆听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报告，我感受了当时董老师的报告所引发的震撼和躁动，学校利用了当时甚为先进的电化教室，形成了主报告厅教室和其他教室连结的庞大听众规模，主席台、过道、教室门口到处挤满了前来听演讲的学校老师和学生。初入大学，刚刚开始系统地接受政治经济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尽管尚不能完全吃透董老师关于国家所有制改革的演讲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的含义，但我知道这是经济基础理论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从全校师生共同为之振奋和引发讨论的气氛中，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课题，从此以后活跃在改革一线的董老师每年都回母校作一次精彩的报告，我的崇拜由此而生。当时有幸的是作为记者出身的我，尚未脱离记者习惯的职业惯性，敏感地意识到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热点，我很快写好了报道，刊登在武汉大学校报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是铅字印刷，没有董辅?的“?”字，为了赶报道尽早处来，我不得不找到印刷厂的一个老刻字师傅的家里，将刻好的字拿到印刷厂制作，一个在后来为经济改革、制度变革奠定思想基础的学术报告，一篇普通的报道，使我和董老师接上了关系，直至后来我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启贤老师曾这样评价董老师，他是我国经济学家中理论功底最深厚的人之一，他睿智而且勤奋，是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我们知道董老师总是那样忙碌，但从没因为忙而落下什么，著述、演讲、修改论文、社会活动、政务活动，从来也不拒绝别人求助的要求，总是用经济学家运筹的本能，合理配置时间。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忘我工作，这就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大家知道董老师著述甚丰，学术成就卓绝，这来源于他的天资，也来源于他的勤奋，当问熟悉董老师的人，说出董老师的两个特点时，除了已经被广泛流转的：即无畏寒冬酷暑，董老师的行头从来都是在加一件罩衣和减一件罩衣之间轮换，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再一个特点就是董老师写作的抗干扰能力极强，不论在空中旅行还是在火车途中，不论是在住旅店时的空闲还是在会议的间歇，他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沉溺和耕耘于写作的空间。董老师的《市场经济漫谈》就是这样写就的，他还为香港的报纸撰稿，一两千三四千字不等、哲理和生活逻辑极强的短文，每星期一篇，期期不落，就是这样的写作造就了几十万字著作和文章，据我所知他是极少甚至是唯一从不让别人为其捉刀代笔的著名经济学家。
董老师是我知识的灌输者，也是我品行的榜样。董老师在1946年报考大学的国语科目时，在题为“守身为大说”中，论及人生品格，一个人一定要保持气节和名节，勿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要把这一品格的培养和保持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董老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写了封笔之作“守身为大”(《金融时报》2004年5月14日12版)，强调坚守自身节操是人生的最要，他回顾了守身为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在革命时期如何保持革命气节，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在残酷的斗争中不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而在转向市场经济时，权力、地位、名誉等等都与金钱挂上了钩，可以转化为金钱，而金钱也可以转化成权力(如买官)、地位、名誉。他强调：不是说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本身就是罪恶的、肮脏的，在于这种行为来以存在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守身就显得格外重要。董老师正是这样要求自己，一生洁身自好，生活俭朴，诚恳待人，包容宽容，把自己毕生智慧、才华和精力奉献给人民、社会和国家。在回顾董老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提及他的学术品格，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做违背真理的事，坚持理论、科学和实践的结合。备受尊敬的于光远老先生称，董辅?是一个“坚持原则立场的人”、“大道直行”的人。
敬爱的导师董辅礽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