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师爱——回忆师从董辅礽教授的日子

　　2004年7月30日，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日子哟！下午3点多，噩耗从美国传来：我们敬爱的导师董辅礽教授与世长辞了。不要说再见一面，就连电话中那熟悉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我悲痛万分，禁不住独自在办公室泪如雨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坚强的，此时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深处涌出的泪。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似乎只能用泪来表达：我师爱我，我爱我师！

　　伴着泪水，种种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在脑海浮现……

　　走近名家

　　我第一次直接面见董辅礽教授是1984年9月在苏州，那是他主持召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讨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有60 多位全国知名的一流经济学家。我当时是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启贤教授特地带我去参加那样一个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叫我尽量多地与经济学名流接触，走近他们，请教他们。

　　记得我随曾启贤教授一到会议报到点，就听到一声清亮的招呼：“启贤兄，你好哇！”接着是一位干练敏捷的学者出现在我们面前。曾老师低声告诉我：“这就是董辅礽！”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谁不知道董辅礽！1978年9月，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暧还寒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就在这次会议上，董辅礽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这在当时简直是投向旧体制的重磅炸弹，由此引起的“董辅礽冲击波”可想而知。

　　我看董老师应接不暇，也未敢上前去跟他打招呼。第二天上午研讨会开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的董辅礽教授致开幕辞。这是我第一次聆听董辅礽教授发表演说。那篇论点新颖、逻辑严密、语言简练的演说辞，通过董辅礽那清亮的声音讲出来，似乎具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召力。在董老师的主持下，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其成果对推动中国经济研究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如果说在苏州会议之前，对董辅礽我还只是因其文而崇其名，那末此次苏州会议则让我一睹了他那经济学大家的风采和崇高。

　　也就在苏州会议期间，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我亲身感到他是那样崇高，又是那样亲切和平易见人。有一天，我随曾老师和他等几位经济学前辈去游览苏州园林，每次总是他们几位前辈争着买门票，到了一个地方我要去买票，他却把我叫住，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一个晚辈跟我们争什么！”听他这样一说，我当然也不好意思去“争”了。董老师这句不经意的话，顿时使我感到离他很近了：我是他们的晚辈！这话对于一个刚入学的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是多么亲切！还有一次我随曾老师和他上街游览，为了让我的朋友分享我在苏州的所见所闻，我写了很多明信片顺便到一个邮局去发，要他们在外面等一会儿，没想到他们俩并没有在外面等，而是跟着我进去，帮我贴邮票。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此情此景却永远留在弟子心中：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大经济学家那样亲切和平易见人地对待一个入学不久的研究生，怎不令人受宠若惊！

　　师从大师

　　198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考上了曾启贤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不幸的是，在我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之前，曾老师离我们而去了。经协商，我和宋宁转由董辅礽教授指导。这样，我们就成了董辅礽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得我们有幸以学生的身份接近这位经济学大师，了解他的思想、人格和事业，得到他的指点和关怀。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个人以后的思想、人格和事业，无不深受这位导师的影响。

　　1989年，作为曾启贤教授的至交好友，董辅礽教授就像收养他的遗孤一样地收养了我和宋宁。自此以后，他便常去武汉对我们进行指导，我也常给他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请教有关问题，对每封信他都给予很认真的回答。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这是一篇很有意义但很难做的博士论文。围绕这篇论文，董老师约我谈了好几次，向我推荐了许多文献资料，并将一位德国学者送给他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一书借给我参阅。而我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写了几稿自己都不满意，有时甚至丧失了信心，所以拖了很久才将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交给董老师。在那段时间，董老师仍是不厌其烦地悉心指导我，鼓励我做好那篇论文。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后提交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高质量的。董老师请了几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杨坚白、胡乃武、胡代光、卫兴华等教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他们均对我的论文给予很高评价。 当时我捧着那些评语，不知品尝了多少遍！在我品尝这一劳动果实时，我当然不能忘记，在这一成果中，凝聚着我的两位导师精心培育和悉心指导的心血。

　　在北京论文答辩后，我即将论文送到经济科学出版社，该社金梅同志(当时我还不认识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表示愿意申请立项出版我那篇论文。这样，我的博士论文便得以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进入编审程序时，我正在加拿大，我从国外写信请董老师为我的书写一个序，他欣然答应，并很快写出了一篇序。他在序中写道：“在我国的经济学著作中很少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或者说把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来研究。……本书把政府作为一种经济主体纳入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这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他还肯定我在一些方面“有相当出色的论述”，“颇有理论勇气和理论创新”，最后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建立关于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系统理论”。看到我所崇敬的导师对我的作品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和鼓励，心中的喜悦和信心自是油然而生！

　　在成为董老师的学生之前，我只知道他作为经济学家崇高的一面，在成为他的学生之后，我又日渐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导师对自己学生的成长和事业所倾注的那种崇高的关怀。

　　我1993年10月从加拿大回国后不久，跟董老师说我想申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经济学博士后，他当即表示支持，并很快给我写了推荐信，还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乃武教授打电话，积极向他推荐。由于他的积极推荐，我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这是我人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记得刚到北京时，董老师对我说：“北京人才云集，竞争激烈，你来打码头不容易啊！”还说：“我会尽力帮助你，给你提供一些机会。”他说到做到，好几次“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他都让组织者正式邀请我去参加，有一次论坛还安排我发言，使我有机会与首都经济学界的前辈和同辈们接触和交朋友；欧盟请他作为中国经济学专家去海南开会，他也推荐我去，让我在会上发言大出风头；……正是他所提供的那些机会，使我很快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码头”。

　　在我博士后即将出站时，我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国家经贸委工作，他很认真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还慎重地盖上他的私章，让我交给当时的一位经贸委常务副主任。该主任很欢迎我去那里工作，让经济运行局的局长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先去工作体验一段时间。我去经贸委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人民银行的工作可能更适合我，于是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人民银行，董老师也答应了，还借一次开会的时机亲自交给戴相龙行长一封推荐信。这样我便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人民银行，开始了我所喜欢的中央银行工作。到人民银行以后，董老师仍经常过问和关心我的成长和发展，并提供指导和帮助。

　　1997年，从武汉大学来北京工作的刘双平同志让我请董老师为他题写一个条幅，当我和双平去取条幅时，没想到他给我也写了一幅：“治学艰辛事，有成靠攀登”。这正是我的导师对我的殷切期望！我把这个条幅挂在墙壁，作为我的座右铭。

　　另类亲情

　　自师从董老师以来，我还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作为导师对学生的那种特殊的亲情。那种师生亲情胜过血缘亲情，我师爱我胜过父爱！

　　记得199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在武汉一亲戚家约见我，谈完后我说我爱人在外面等我，他赶紧说：“怎么不让她进来？我看看去！”说着便跟我出去，硬是冒着武汉那酷热的暑天，走了一里多地去请我爱人到他亲戚家坐一坐。

　　我从人民大学出来到人民银行以后，爱人的工作需要自己重新找。我又一次开口请董老师帮忙，没想到董老师很快就给有关人士打招呼，说好了让我爱人去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这不仅使我爱人有了一份较稳定的工作，还有了较好的收入来源。这对我的事业和家庭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董老师那样可亲可近，我爱人和我孩子都很喜欢到他家作客和谈心。记得有一个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去给董老师拜年，董老师专门为我们煮了三碗他家乡带来的宁波汤圆，他在一旁边看我们儿子吃边问：“好吃吗？”我儿子含着汤圆说：“好吃！好吃！”董老师听了哈哈大笑，用他那特有的高声调说：“听他说，好吃！好吃！”

　　在电脑方面，我儿子是董老师的“老师”，他电脑有什么问题，喜欢找我儿子。就这样，我儿子和他董爷爷成了电脑方面的“忘年之交”。去年他去美国治病之前，还把别人送给他的一个多功能掌上电脑送给了我儿子，我儿子常常拿出来摆弄，不知有多高兴。

　　来北京以后，董老师和他夫人刘阿姨早把我们全家当作他们的亲生子女了。他们对我们全家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甚至有什么好吃的，也时常要给我们带一点，别人送给他的水仙花也要给我们分一点……。

　　当然，作为导师，他更关心的是我的事业，我的前途。去年以来，他最关心的是我去中国银监会工作的事。他认定这个地方能充分发挥我的专业特长，所以非常希望我能去。他去美国治病期间，几乎每次通电话和发电子邮件，都要问我去了银监会没有。今年2月18日，我去银监会有希望了，就马上写了封电子邮件给他，他19日给我回信写道：“很好。我高兴你能去银监会！”以后又拖延了几个月，他又着急，几乎每次打电话、发邮件都要问我：“你的工作为何仍不解决？怕夜长梦多！”我说快了，他说你这“快了”都说多少遍了！直到7月19日，我去银监会的事最终确定了，我20日去北戴河回来给他发了一个邮件，但一直未收到他的回信。这成了一封永远也不会有回信的电子邮件。7月26日他生日那天，我给他去电话，他不在家，刘阿姨接电话，才知道他已经住医院了。刘阿姨说他总在念叨我去银监会的事。当刘阿姨把我去银监会报到的消息告诉病危中的董老师时，他欣慰地笑了，用微弱的声音连说：“这就好，这就好！”

　　高德楷模

　　去年7月26日董老师76岁生日那天，我填了一首《诉衷情.为董老师生日而作》的词，表达了我何以如此深爱我师：“先生先觉觉后觉，求真传高德。执著刨根清底，道破金桥症结。育桃李，倾关爱，亲情切。师恩浩荡，寸草春晖，冰心玉洁。”

　　确实，董老师传给我们，深刻影响我们这些弟子的，远不止他的学识，也不止他的关爱，而更在于他高尚的品德。他执著求真，仗义执言；勤于钻研，想国之想；热衷事业，关爱学生；待人诚恳，乐于助人；藐视疾病，刚毅顽强；等等，都是我们的典范。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2004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老师写了一篇后来发表在国内《金融时报》和《经济界》的《守身为大》的文章，对自己的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阐述。他写道：“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争，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遵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 ，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这就是董老师作为学者的道德准则。

　　董老师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封笔之作。“守身为大”，是他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就在美国治病期间，他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撰写了多篇论文。比如，看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他写了《提高消费率问题》的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后，他写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读中央一号文件》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学术研究上，他还有两大遗愿：一是将他过去的学术思想系统化，弄一本专著，书名暂定为《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他在去美国之前就带领我们弄出了初稿，去美国以后又多次打电话和写电子邮件指导我们修改补充。二是将他去年在上海交通大学EMBA班的演讲整理出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邢莹莹等在整理他讲稿时发现，这个讲稿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学术思想的集大成。演讲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前沿问题，深刻透彻地进行分析，毫无顾忌地直言他认定的真理，语言又那样风趣幽默，真是非董辅礽莫属啊！难怪当时课堂上掌声不断，难怪许多学生在作业中自发写下感慨。他让我们整理这个讲稿，其实又给了我们一次吸收他最新思想的机会。所以，我在整理讲稿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董老师真是我取之不尽的老师啊！

　　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厉以宁、韩志国等教授和学生去看他，都黯然伤神，忍不住怆然涕下，而我们的董老师却表现得异常豁达，说：“我又没死，你们哭什么！”到美国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赴美就医记》在国内《环球时报》发表，文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治疗经验，并写道：“我到美国去治病，是想抓住难得的机会，不仅把病治好，而且想把美国的新的治疗方法介绍到国内，供国内参考。”

　　有一段时间，他疗效见好，我填过两首词，对他对待疾病的豁达态度表示崇敬。一首为《如梦令.听董老师越洋来电》，词云：“昨夜越洋来电，谈叙依然刚劲。倒是用药人，减我沉重心情。崇敬，崇敬，强者何惧疾病！”一首为《清平乐.悉董老师疗效见好》，词云：“颇感欣慰，聆听好消息。好药不负好性情，豁达藐退顽疾。无数桃李敬爱，化作强劲功力。好人一生平安，完全康复可期。”尽管他最终没能“完全康复”，但他对待疾病的豁达坦然的态度，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董老师走了，但他永远是我学之不尽、取之不尽和给我无穷力量的导师！

　　董老师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