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辅礽与一个时代的背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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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04日 07:3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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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铭 广州报道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季节。中年一代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英年早逝之后不久，老一辈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也挥手向“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告别。 北京时间7月30日下午3时03分，董辅礽教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
二三十年的时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程发展而言，几如白驹过隙，池水微澜，然而对于那些以各种方式各种姿态参与了这个民族和国家在“文革”后的一段转折期的人们而言，却意味着毕生心血的倾注。这个被命名为“改革开放时代”的转轨期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个转折期最初的见证者、论证者和推动者却开始花果凋零了。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经济学家们主动或被动地站到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场域的中心地带，成为社会、媒体乃至政府关注的一个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在经济学家们的辩论、参谋和解释中展开的。董辅礽是其中一位声名卓著、成就斐然的参与者。他的辞世，让人们逐渐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 一个时代的合法性论证 从一个时代转折到另一个时代，不会没有任何积累就随机变化，一蹴而就。董辅礽以及一大批从三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曲折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时代的转折从酝酿到拓展的重要社会积累。他们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了时代变化的契机，在混沌中闯荡出一条此后彰显于世的理论道路。 1978年9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久，大局甫定乍暖还寒，董辅礽便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问题。那是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提出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分离”，即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番“离经叛道”的陈词震惊了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无论他的学生们还是学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追怀董辅礽的思想贡献，都首先提起他在所有制改革上的大胆开拓。 在以预见能力为一大成就指标的经济学界，这种大胆和对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无疑也奠定了董辅礽此后在以改革为业的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 1980年，董辅礽提出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1981年，他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时，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后来这个看法被定为“南斯拉夫观点”而受到批判。那个时代即使有见识要发表，也需要以勇气做基础。 董辅礽何以在转轨期之初就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方面有如此坚定的见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纪鹏教授认为，董辅礽那一代经济学家深切地看到了计划体制的弊病，很自然地就要去寻找新的道路。青年经济学家巴曙松与董辅礽一样曾就读于经济学界泰斗张培刚门下。在巴曙松看来，尽管董辅礽曾于1950年代留学苏联国立经济学院并获得副博士学位，接受了正统的苏联模式经济学的教育，但他在武汉大学学习以及留校任教的时候，张培刚正好与几位留美学生从美国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有不小的影响，回国后教的也全部是西方经济学。从这批老师那里，董辅礽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在此期间，他也曾赴英国留学，对西方经济发展有所了解。董辅礽很早便对所有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有所洞见，这一知识积累极为重要；十年“文革”并没有截断这一知识传承，而后才能够由对时局的敏锐感知激发出这些先见之明。 董辅礽的多位学生都说，他对自己的这些先见之明看得很平淡，因为他就是这么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的。今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辅礽写了后来发表于《金融时报》和《经济界》的《守身为大》一文，认为“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在改革开放的曲折过程中，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 董辅礽所要坚持的“真理”，就是要从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开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来。如何开出一个市场国家来，这也是董辅礽和一大批年长的经济学家如于光远、蒋一苇、厉以宁、吴敬链等等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青年经济学家赵晓认为，尽管他们后来在诸如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小有分歧，但在这一代经济学家群体里，对大方向的共识却未曾破裂，“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将在年轻一代经济学者中薪火相传。 董辅礽这一代建国前后成长起来而又在改革开放之初站在经济学界主流与前沿的经济学家最为重要的理论工作，也就在于论证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合法性。这一论证既包括为具体的转轨措施出谋划策，渐次改变中国经济体制的法则，也包括为渐次转轨的政策表述提供智力支援，在体制法则嬗变的同时论证经济体制转型对于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也因此论证改革开放时代的合法性。 如果说董辅礽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早有定见，那么他在20余年的改革过程中保持了充分的理论张力。就所有制的论述而言，从1979年首次区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到1985年的“董氏八宝饭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到1997年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分为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这一层层演变完整地呈现了在社会主义体系内进行市场改革的合法性论证的过程。 而这种“特洛伊木马”的策略，也是董辅礽这一代从建国初期走过来的经济学家所特有的论证方式。在下一代或者更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是在一个全新而没有太多犹豫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了。这个经济学的新时代的到来，正是董辅礽这一代人的战利品。 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前身后事 尽管国家政经发展大势与智囊型知识分子包括参知政事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清道明，尽管政治家们究竟更在乎社会阶层的升沉与民众的意志，还是更在乎理论家的论述，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人们还是愿意在国家制度转型与经济学家的劳作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至少作为社会公众，他们最早感知和说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向和方向，而他们的言说也足以代表一种力量强劲的社会意见，更何况他们的意见曾经被国家决策者所采纳。于是一般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走出了专业领域，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媒体乃至政府关注的一个中心。 董辅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公众和媒体所悼念的。作为在2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功绩最为显著的经济学科中的代表人物，门生、媒体和公众对董辅礽的追思，显示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享有着其他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哀荣。在此之前不久，公众、媒体和门生刚用类似的方式送别了杨小凯。 一位著文悼念董辅礽的经济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董辅礽和杨小凯是两类不同的经济学家。董辅礽的贡献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贡献良多，这是两人无法比较的地方；杨小凯的活动则只在于思想学术领域以及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对话。 换一种说法就是，尽管董辅礽和杨小凯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共识，都是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但前者更多在体制内，后者在体制外，是“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董辅礽从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时间里，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1998年开始转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董辅礽主持过《期货交易法》的起草，参与过《证券法》等经济法律的审议工作。董辅礽的学生叶辅靖回忆，在人大任职期间，他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建言颇多，并多富烁见。这种身份的差异，自然影响到这两类经济学家对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合法性的论证，以及各自论证的实际效应。 作为两类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董辅礽和杨小凯的社会影响模式大不相同。一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杨小凯对经济学后学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于其理论的批判魅力，而董辅礽的理论魅力则在于其切入国家制度发展的影响力和解释力。体制外的学者以其高蹈赢来掌声，体制内的学者则尽管颇有影响力但也容易因这种影响牵涉利益而引来毁誉(例如股市大辩论之于董辅礽)。他们都有论敌，但学术论敌在其身后一般不再提论战而惺惺相惜，这时后者由于牵涉利益矛盾而使部分公众成为论敌，容易在网络等公共论坛带来多音喧哗。 这两类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影响模式还在于弟子门生。传统科考时代的社会阶层变动，世家与门生是相当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当代市场社会，家族承继和教育同样是社会升沉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学家的公共性和成就在自身的学术成就之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的学术传承和社会活动体现出来。董辅礽指导的学生中，多有经济社会的领导与骨干，其中有的官至副省长，有的是大型企业的总裁，有的是资本市场著名的弄潮儿。从目前各种媒体发表的董门弟子或关系相近的人士悼念师长的文章来看，多有感念董辅礽教授相与提携的事迹。这样先生的学术见解通过弟子群体的努力，可以影响及于后世。而杨小凯则因为在体制外而少有弟子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政经运作，其影响更多地通过学说而绵延。 而这些影响力，正是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在他们念兹在兹的改革事业中看到的。 我们时代的难题 董辅礽逝世的消息最早在主流网站上发布，曾引来众多网友跟帖怀念，中间对董辅礽的生平事迹也有所争辩。有经济学家认为，其实这对于董辅礽先生来说乃是平常之事。他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集《用辨证的眼光看市场经济》的封面便有引言说，“市场经济本身就充满矛盾，它的运行和发展处处都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则，如不用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人们很容易出现认识的偏差，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有矛盾便会有争辩。 董辅礽最后几年时间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关注尤多，这多少与2001年那场关于股市的大辩论有关系。这也是人们在其身后仍然有所争论的话头。在吴敬链等学者发表对中国股市的严厉批评(如“赌场论”)之后，董辅礽与厉以宁、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举行记者“恳谈会”，全面反击吴敬琏，并称“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现在看来，这场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求证中国股市究竟是否是赌场，是否应该推倒重来等等问题，而且在于推动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家群体内部的分歧和他们所体验到的市场社会中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矛盾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董辅礽等认为应该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论战的另一方面认为认清股市的真相，才能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问题是什么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据叶辅靖解释，董辅礽认为“不存在投资者利益之外的上市公司利益”，不能把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投资者的利益对立起来，公司是投资者的公司。不过“矛盾”的地方在于这只是上市公司的宗旨，而现实运作中确有不少公司把公司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对立起来，通过损害投资者来实现公司的利益。这个理想、原则和现实的矛盾，意味着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不总是和公司的利益相等同。这样问题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而在其他的场合，这种市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类矛盾的体察和辨析，一直为董辅礽所重视。他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论述中，一直对“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据他的学生杨再平回忆，董辅礽在学术研究上的一大遗愿就是将学术思想系统化为《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这其中要处理的一个关键“矛盾”就是，理想的市场发展固然可以达至社会公平与均衡，但现实的市场竞争则往往为不公平的力量和追求者所扭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问题变得复杂难解。这一矛盾在股市中的体现就是，虽然市场按原则上应该保护中小投资者，但现实却往往相反。 记者向刘纪鹏请教董辅礽何以保持强烈的有关社会公平的问题意识，是否因为他曾经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和成员参加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5年哥本哈根的社会发展大会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均衡发展问题有切身的感悟，还是因为他仍然保留有年轻时投身地下党工作的社会主义追求。刘纪鹏认为这其实也是董老这一代学者的特点，他们的确对社会公平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注。据叶辅靖回忆，董辅礽在1998年抗洪最紧张的时候，看到围困在洪水中的农民，总是念叨该怎么办。 董辅礽为一系列市场社会的“矛盾”开出的辨证药方是进一步的市场化，通过发展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即是辨证地看市场，相信市场的作用。但问题是，从董辅礽的大量辨析中可以看出，市场的破坏力量不仅从市场反对者那里来，而且从市场内部产生。就像有些公司会通过损害投资者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一样。 市场化进程似乎已经一往不复，而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也越发清楚起来。市场的敌人正从它的内部产生，历史并未终结。这也是董辅礽先生留给下一代经济学家乃至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的问题。 分子希望在他们念兹在兹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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