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专访 天则的大学理想

　　十年磨一剑。

　　走过十年的天则，“已经把办天则大学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年就要有动作了”，这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的一个信息。

　　学贯中西

　　“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元培

　　天则，被公认为国内民间智库的优秀代表。但是，在天则的前进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坐标，那就是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不论是其语出《易经?文言》的“天则”之名，还是京城真觉寺内的清幽选址，乃至“君子和而不同”的自勉之辞和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天则的书院之风可谓扑面而来。

　　宋代书院，是盛洪心目中的一个典范。在盛洪看来，书院以其对各学术流派的巨大包容，通过援佛入儒、援老入儒，通过各学派领袖人物公开辩论、平等对话的会讲制度，实现了宋代的儒学革命，并最终成就朱熹、张轼等一代宗师。而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被盛洪赞为“千古文化盛事”。

　　但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讲道理时非常好，但在提具体方案时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

　　盛洪希望借助以理性主义见长的西方之学可以弥补中学的这一缺陷，而且他不认为中国传统儒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有根本的冲突。

　　宋代儒学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它在强调儒学的基本道德理念时，又强调 “理一分殊、格物致知”，也就是说你不仅要通过内省的方式去探悟天道，还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思考、把握甚至实践和操作去理解这个“道”。这种主张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它完全可以容纳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而没有任何冲突。

　　我个人继承的另一个传统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它通过一套严格的形式逻辑，演绎和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在我看来，这套理论体系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去“格物致知”。西方智库以其精致的分析方法，针对企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这是他们优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由亚当?斯密开创、哈耶克等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道学——老子这个传统、儒学——孔孟这个传统，其核心思想也是相通的，都强调所谓“自然秩序”。

　　除了中学和西学，世界上包括印度、伊斯兰、犹太在内各种文明，都在未来天则大学的课程视野之内。盛洪相信，只有在这样的立体背景下，才能产生大师级的学人。

　　大师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没法预见的。但我们知道一点，我们为这个大师提供环境。

　　学在民间

　　“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

　　——叶恭绰(民国时曾任交通大学校长)

　　对于学术的发展，盛洪比较了官学和私学各自的优势。政府在文化上可以作出的贡献，在于可以依赖雄厚的资源做一些集大成的事情，比如编篡《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但真正重大的文化创新只有可能来自于民间。

　　由于体制原因，政府虽然拥有很多资源，但同时也有很多包括政治在内的条条框框，而思想文化这个东西是最不需要条条框框的，否则必然是窒息发展，窒息创新。创新有时不一定需要多少资源，在书院时代，一个人，像朱熹、张载、王阳明就可以开创并支撑起一个新的学派，且对后世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世界上几大宗教的产生，也没有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当然，并不是说有了禁区就不能创新，这边不让走，走那边，也可能发现新知，但其可能性肯定要远低于没有禁区的民间机构。

　　其二，民办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效率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的机制使大家更努力去进行学术的钻研和文化上的努力，并使得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的规则更为公正。我们知道，很多所谓官办的学术机构的学术评价是非常扭曲的，机构里的有些人不见得在学术上最优秀，但是可能在钻营上更有能力，那么在这种机构中可能是这种人更成功，他们能获得更多资源，这是机制使然。另外，政府每年的那种不以学术为准则的拨款，也让这些机构没有任何压力，自然也就没有学术创新的动力。

　　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大学》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盛洪在理性上认同它，在感情上珍视它。谈到中国大学在培养人才时的功利主义倾向、忽视文化和道德、弃祖先衣钵而不顾的现象时，盛洪这个经常以冷静思考、理性分析面貌示人的学者，也不由得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语气中颇显激愤与急切。

　　作为中国的大学，竟然没有把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主流文化包容进来，这是中国教育一个非常失败的地方。比如说有哪个大学把《论语》、《孟子》、《道德经》作为主要课程来教？这些都是世界级的文献啊，你竟然把它们排斥在外！你怎么能够、你何以能够这样？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大学生，他们不认为这是知识，认为好像不学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学西方那套东西是不行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化传人，他把他祖先留下的金银财宝给扔了，然后拣些破鞋烂袜子当成宝贝。把自己祖先文化最优秀的部分排斥在主流教育之外，这是荒诞的，这太荒诞了！这不仅是对中国的犯罪，这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因为你要把这个文化传统断绝了。结果在很多国人眼中，中国文化就是剪纸、鞭炮、饺子等。这些是中国文化，但只是民间文化，没有主流文化那么精致和成熟，并且在器物层面背后的精神层面被剥离了，而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盛洪称那些没有宗教、没有道德、只有物欲、只懂利害之人为 “夷狄”。面对这种“礼崩乐坏”，天则没有止步于抱怨，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接继几千年的中华文脉。在未来的天则大学里，知识和文化不是混淆在一起的，因为传统儒家的完人，除了知识和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文化和道德。

　　另一方面，文化本身也有知识的性质，道德准则本身也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使社会更繁荣，更和谐，更稳定，其中也有经济学的含义。我们要像钱穆说的那样，有着对本文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但确实也需要考虑功利主义的结果，也不妨用西方的理性方法进行分析。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有完全没有什么功利价值的文化。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和发展，是和它对整个社会的功利结果相关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文化，这个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天则理想的现实路径

　　“于日用处着力”—— 延平先生李侗(南宋学者，朱熹曾从游其门)

　　天则，诞生于1993年。十年寒暑，一路走来，冷暖自知。相信天则的生存之道当会给同类民间机构以启示。记者就此与盛洪展开对话，以图展示在既有的制度环境中天则的应对方式。希望天则和更多的同道中人都能不断将理想变为现实。

　　记者：从经济来源上看，古代书院有院田，西方智库有社会捐赠，而天则并不完全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这是不是意味着天则要走第三条道路？

　　盛洪：对！我们肯定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来获得资源。虽然我们没有院田，也没有所田，但这个并无妨，“田”实际上就是资产的的概念，天则所要打造自己的资产，应该有其通过市场经济规则能够获得资源的、安身立命的方法，这和院田是相通的。

　　天则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三块副产品。第一块是咨询，用学术研究的结论、结果、理论方法、分析方法来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提供咨询，这实际上有非常大的收入。第二块是传媒，传媒本身就是资产，在市场经济下做好了也能赚钱，因为天则这里出创意、出思想。我们有“中评网”，是一个按赢利模式建的网站。虽然没给我们赚什么钱(笑)，但这个定位是有的。第三块是教育培训，从受教育者个人看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它的商业性质，我们可以通过办教育获得一些收入。另外我们还会从一些基金会获得一些支持。也就是说，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用什么样的方式，目前来看支持天则所的运转应该没问题。

　　记者：现在的天则在名称、选址、题词等方面继承了书院遗风，而在组织功能和运行方式上更接近于西方的智库，这是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安排？

　　盛洪：也不能这么讲。制度，有的时候，说得极端一点，是自然产生的。在创建一个机构的时候，创建人必然使用原来所熟悉、所理解、所认同的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而不能超越自己来设计一个制度或一个组织。所谓自然的含义就是这样。而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个机构又会不断地被赋予一些新的特性，这些特性与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重大的参与者的个性相关。这不是一个人，而是若干个人，这若干个人对组织制度的理解都有不同，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人互动的结果，不太可能是事先刻意地去设计然后形成的。

　　记者：在目前国内大多数民办高校还处于一个为招生和生存而发愁的阶段的时候，天则大学的高远理想又将通过什么路径去实现呢？

　　盛洪：天则在学术上有自己的声誉积累，很多学者也比较认同天则的理念，一旦我们能够融到资，并获得举办大学的牌照，我相信我们的起点比其他大学要高，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理想，我们也很务实。我一直强调的宋儒、尤其是朱熹的思想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日用处下功夫”。比如天则大学最初的院系和专业的设置上，要考虑和市场的人才需求相关，同时又要非常适合我们的优势资源，这样就可能带来一些最初的市场上的回报。我们批判“唯”物质主义、 “唯”功利主义，但恰当的物质主义和恰当的功利主义还都是需要的。其实儒学也是这样，并不否定“利”，只是说要超越“利”，我们不能有乌托邦的那种幻想，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比较脚踏实地的。

　　这些想法也来源于天则十年的实践。

　　2004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