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经济变局

　　盛洪

　　导言：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今后走势，到底该作何判断，从官员到专家，意见分歧很大。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就此问题近期采访了数位颇有影响的财经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分析判断上，却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日前，GEDA财经分析师、记者罗威就有关问题又采访了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现将盛教授的有关观点 综述如下。

　　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能轻言“失衡”

　　目前，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12月初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2004年政府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呢?

　　对此，盛洪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能不能就下断言说它是‘失衡’，我认为要慎重。因为如果认为是‘失衡’了，就意味着要进行调整，而如何调整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只能说当前中国经济中某些领域发展得比较快，使供给显得不足，比如说汽车行业，因为汽车多了所以显得路少了，但我不愿意把这称作‘失衡’，因为对‘失衡’进行调整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汽车的生产和销售，这就会把好事变成坏事，阻碍经济迈向更高数量级的发展。所以我说目前的经济结构问题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像住宅、通讯、旅游这些产品销售的增长，实际上导致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需求的更大规模的增长。而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投资恰恰是不足的，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2004年应该谈出

　　关于已实施数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谈出，现在争议很大，中央决策层也很难把握，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对此，盛洪认为：“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政策拉动的作用并不大。今年政府发行了1400亿国债，而去年发行国债的数量是1500亿，这样，与去年相比，今年国债对GDP增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经济增长率是以去年为基数计算的。而且我认为，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

　　政府对市场需求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目前，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是：消费还没有全面被拉动起来，所以还将继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此，盛洪认为：“政府的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难道GDP以8.5%的速度增长还没有把需求拉动起来吗?现在出现的巨大的汽车热、住房热、旅游热还没把需求拉动起来吗?这背后还有巨大的需求没有被看见，而且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错误的。并且，在过去的六年中，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也不是很大，乘数效应很低。从经济理论上来讲，政府投资1000亿，应该能产生3000亿需求，但我们对此做过计算，远远没达到这个效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好转根源在于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一定阶段，涌现出大量的中产阶级，爆发了对价值比较高的产品的需求。并且，这也与加入WTO有关，比如，WTO的压力使国内汽车价格下降，出现汽车热。”

　　中国务必重视中产阶层的消费

　　现在中国的需求势态比较好的局面主要体现在城市，农村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多大好转，因此，很多人士不认为需求被全面拉动起来了。对此，盛洪的看法是：“我国经济是二元结构的，但是不要忘记，城市人口就有四、五亿，而据有些说法，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约有六千万，这还是前年的数字，现在可能有一亿。即便按六千万计算，这是什么概念?六千万人在国外就是一个大国了。这样一个大国，都是中产阶级，这样的需求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尽管中国的农民没感受到，但这六千万人的需求仍然对全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去年汽车销售量增长50%，约增加100万辆，假定每辆汽车价格为10万元，这就是1000亿，相当于GDP的1%，所以光是买汽车的增量就使GDP增长了1%，就更别说住宅、旅游和通讯产品了。光是这六千万人的消费，保守地估计，也可能使经济增长了3%。”盛洪还认为：“这种好的现象也掩盖了不好的现象，因为城市向农村的辐射作用是很小的。现在企业的市场主要在海外和城市地区，面对农村的很少。再说农民也拿不出钱跟它换，城市也不需要那么多粮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增长并没有给农村地区带来多少好处。所以，我认为这是政府明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应考虑减税

　　盛洪认为，政府明年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对比较看好的市场预期造成一定的冲击。他说：“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肯定不希望政府加大干涉的力度，尤其在市场需求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政府应当从扩张的财政政策转向减税。政府应该减少发行国债，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并且同时要减税。永久性减税是一种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激励作用的积极政策。”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盛洪说，“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要相信市场的价格信号，要相信市场能够引导投资和需求。政府应该做的应该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投资者。”

　　当前经济运营中最难的是金融问题

　　盛洪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已经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然而，供给没有马上跟上，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没有迅速地做出反应，缺乏相应的金融工具。比如，民营企业想做一个自来水项目，水是稀缺的，又是人人要喝的，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一块很好的优良资产，但是没有资产可抵押，或者没有一个更有实力的机构担保，银行就不认，不贷款，不能把大量的资金从竞争性领域转移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所以，金融体制需要金融工具的创新，用于这些方面的融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拿到的是中央政府分配给它的债券资金，它自己没有权力发行债券，那么，我们也要大力提倡地方政府能够发行债券，当然这就不仅是金融工具创新问题了，而是一个政府制度问题了。”

　　要看到目前的“投资热”有其合理性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新一轮投资热潮，许多企业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上马项目，把某些原材料的国际价格抬高了一倍或者更多，可以预计，它的产成品价格应该是非常高的。对此，盛洪认为：“从去年开始中，一些价值较大的产品的需求旺盛增长，例如，汽车、住房，通讯产品，这完全是市场自发的，没有政府的操纵。比如，对汽车的需求带动了对道路和基础设施的需求，这些需求又带动了周边产业的需求，像钢铁、水泥等。这些需求被民营企业看到了，进行了投资。民营企业的投资往往是理性的，期望获得利润回报。通常，利润回报要从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来判断。从短期来看，这些领域是有巨大需求的，有利润和效益；从长期看，这些投资规模巨大，再加上中国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进程，不是一年、二年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五年十年能完成的，所以这些投资也会有长期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