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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海寓言 第二章 独臂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15日 14:03 中评网

  告别

  菲律宾抓扣并审判中国渔民,组织外国记者访问美济礁,中国除了例行的抗议和低姿态磋商,舆论没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中国公众只能从“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了解世界舆论的动态。1995年4月中旬,中国记协和军方共同组织的北京八家新闻单位赴南沙采访团,虽然是1988年大陆中国进入南沙群岛以来规模最大的记者团,缺非常谨慎地回避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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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礁。记者来到南沙群岛的赤瓜礁时,美济礁只有数十海里之遥了,可望而不准即。去不去美济礁看来是一个界限。中国记者万般无奈,望洋兴叹。然而,中方能够管住中国记者,却不能管住外国记者。中方的抗议并没有阻止住下一个月中菲美济礁对抗的升级,并没有避免外国记者乘坐菲律宾军舰逼近美济礁,进行嘲弄式的访问。

  中国舆论对中国渔民在自己的领海被外国抓扣侮辱视若无睹,高挂“免战牌”,其是非得失,暂且不去评论。因为评论毫无意义。国家大事,上面自有安排,轮不上草民百姓来瞎操这份心。中国新闻媒体作为喉舌,从来就缺乏独立的品格,自不必说。没有媒体的充分报道,公众无法了解遥远的南沙群岛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作出判断,虽然他们有了解的权利,虽然他们的判断非常有必要。在国际关系中,充分利用舆论进行博弈,这是简单的常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舆论看作异己力量,看作可能坏事的根源,不仅不利用,反而压抑和贬斥,简直可以说是愚蠢。愚蠢的行为来源于愚蠢的逻辑。这个愚蠢的逻辑有一个假设:别人都是愚蠢的,唯有我聪明,因为我拥有聪明的特权。这便导致了南沙问题研究的“沙龙化”、“贵族化”。

  所谓“沙龙化”,是指由于南沙问题的研讨不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允许,文章不能发表,学术成果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一些专家和有识之士不得不以民间的形式组织的小规模非正式聚会。这样的聚会不可能也不准备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大多是一些同仁互通信息、交流看法、发泄情绪。

  所谓“贵族化”,是指关于南沙的各方面材料都是由专门的部门来掌握和处理的,一般人很难染指和楔入。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信息老化、观点陈旧的学术文章,还被“加密”,讳莫如深。更觉荒唐的是,这些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加密”文章,却被作为“策论”递交给决策部门和决策者。

  久而久之,“南中国海问题”成了人人关心又人人搞不清楚、最公开又最不公开的“玄学”。加上浩瀚大海的阻隔,人们不可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里的紧张气氛,不可能树立起完整的地缘概念,不可能亲吻那里的土地和海水,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便生疏和淡漠了。时间正在拉长。时间正在吞噬美丽的南中国海。

  王恒杰教授等不及了。这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已是63岁高龄。他毕生从事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他说,近代、现代、当代中国边疆的历史,是一个让人听着看着生气的历史。所有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边疆史研究涉及国际国内政治,涉及国家间关系,涉及掌权者,遍布“雷区”和“陷井”,动辄得咎。这不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学问,进入者要冒很大的风险。王恒杰教授毫不犹豫地进入了。他的学术动力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学术视野由图门江、乌苏里江而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而南中国海。他紧紧地盯住了这里。这里问题之复杂,形势之紧迫,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他注定要在南中国海谱写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乐章”了!

  一条渔船在南中国海航行。船头,一位独臂老人迎风矗立。

  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道的渔民。他戴着一顶草帽,身着已经腌咋不堪的白衬衣,一条无所谓脏还是干净的兰裤子。一阵大风吹来,刮掉了草帽,露出他蓬松凌乱的花白头发来。没有了遮掩,那张被南海炙热的太阳烤焦的脸显得异常的执着和倔犟。如果说他与渔民还有些区别的话,就是他那一米七九的个子和他那副看上去不太协调的深度眼镜。海南岛原住渔民少见他那么大的个子,更不可能近视。

  他便是著名的边疆考古学家王恒杰教授。

  这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他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进行考古研究。他的考古发现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他没有助手,也雇不起助手。他不代表任何一级组织。没有人来资助他。他说:“我靠的是一个中国人起码的爱国心,靠的是一个历史学者起码的良知来南海考察研究的。”他一个人。在南中国海大风大浪中独往独来,已经是他不可更改的生活方式。他是哈尔滨人,满族。半个世纪前的东北日伪时期,他的左小臂被日军一枚哑弹的引信炸断。他左臂那只悬空的袖管,在风中充满灵性地摇摆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联想到在那惊涛骇浪中抚剑长啸的独臂侠客。

  他正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具有挑衅意味的采访。

  美国记者问:“王教授,政府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进行南海研究?”

  他笑了。他知道美国记者话中有话。“你拿了政府的钱,当然要替中国说话。”显然是对他南海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提出质疑。

  他说:“我在海南省注册了南海区域文化经济研究所。这是一家民办研究所,没有政府一分钱的资助。我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募集和我的积蓄。您坐的着的这个破沙发,就是我经常睡觉的床。”

  美国记者又问道:“南沙群岛离你们那么远,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呢?”

  这是国内外人士经常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容易给人一个错觉:谁离的近,主权就应该归谁。这种逻辑,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现实,更不符合国际法。

  严格地讲,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甚至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没有对中国的南海诸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后来占领了南沙群岛大量岛礁的越南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在1956年6月15日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时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材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则进一步介绍了越南所掌握的材料。黎禄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至于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恩将仇报,出尔反尔,推翻以往的所有公开承诺,从新提出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其来龙去脉,我将在下一章有详细描述。

  中国是古代航海技术十分发达的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南海诸岛的国家。有典籍记载,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到了南海诸岛。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长沙”、“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宋元明清四代,以“石塘”、“长沙”为名记述南海诸岛的书籍多达上百种。王恒杰教授在西、南沙群岛的考古发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1977年,有关专家在海南岛文昌和琼海调查时,发现了四本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更路簿》。这些《更路簿》都是渔民祖祖辈辈的传抄本。它记载了由海南东部文昌县的清澜港和琼海市的潭门港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南沙群岛,以及西南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那时,渔民出海要点香,以香枝算更,一般以顺风计,一更十海里。)。其中记录了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33处,记录了南沙群岛的习用的传统地名72处。有专家参照《更路簿》指示的航海针位和更数,绘制了一张南中国海航海图,与现代手段测绘的航海图惊人地相似!南中国海三百余万平方公里,仅凭经验和简陋的罗盘,没有数百上千年的积累,是很难产生《更路簿》这样精确的航海图的。据专家考证,《更路簿》形成于明朝。这说明,中国渔民世代在南海西、南沙群岛航行和从事渔业生产,与西、南沙群岛连成了血脉关系,并构筑了南海的历史。

  一部海洋的历史就是这样纠缠得不明不白,以致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除。但是又必须说清楚。

  跟一个没有任何历史概念的美国记者谈历史,是颇费口舌的。跟这个先天抱有成见的美国记者谈历史,不仅有文化上的障碍,还有政治上的障碍。通常情况下,宗主国拥有主权的岛屿,离宗主国本土相对较近。然而,世界公认的国际法从来没有依据远近来划分领海领土的归属。与其说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国际海洋法问题,还不如说这是目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的世界利益格局的现实。王恒杰教授告诉美国记者:“希腊在爱琴海拥有大量岛屿。这些岛屿距离希腊本土约200--400公里,而距离土耳其仅有十几至几十公里。英国的海峡群岛,距离英国本土约200公里,距离法国海岸线不足50公里;马尔维纳斯群岛则与英国隔了一个大西洋。还有密克隆岛和圣皮埃尔岛,对于加拿大来说,近在咫尺,却隔着大西洋遥属法国。(作者注:与南沙群岛相对称,马六甲海峡西口有两个群岛,一个是尼科巴群岛,一个是安达曼群岛。这两个群岛紧贴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而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西口。然而,这两个群岛既不属于印度尼西亚,也不属于马来西亚,而是属于隔着孟加拉湾1000多公里远的印度。)仅仅凭远近来确认归属,既违悖历史,也不尊重国际法所规范的现实。”

  “王教授,您到底想说明什么呢?”美国记者问。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王恒杰大声说:“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谁也不能阻挡王恒杰教授第二次南沙行。

  他每次去南海,都要“善后”。南海诸岛考古研究,是一项极其特别的学术研究。到了海上,谁都不敢保证能平安归来。天有不测风云。南海有三个方面的威胁是绝难预料的:一、心狠手辣、神出鬼没的海盗;二、瞬息万变的热带风暴;三、多国驻军的骚扰。东南亚一带的海盗世界闻名。无论是万吨轮,还是几十吨的小船,只要给海盗盯上,绝难生还。海盗掳掠航船,经常是东南亚国家媒体的头条消息。

  他在向妻子张雪慧“善后”。他说,如果我回不来,借了谁谁谁的钱要还;如果谁谁谁来信,一定要回复。他把海南研究所的账本交给她。还有那些南沙群岛的资料和古董……都要一一交代清楚,生怕遗漏了什么。

  来来去去,担惊受怕,已是习以为常。这种善后安排,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今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

  她说:“你今年都63岁了。不服老不行啊!”

  “我现在不去,将来就更不可能去了!”王恒杰红着脸说:“那么多中国渔民被抓,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话都说到了这种份上,还能再说什么呢?

  张雪慧女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她的心脏不好,可长期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她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饱经磨难。她曾经被下放到西北劳动,病退回北京后失业。她当过炊事员,推过煤车,打过零工,后来考上著名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的研究生,才彻底改变了悲惨的命运。不幸的是,过度的操劳把身体搞垮了。她说话有气无力,说快了,便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她--一个小个子女人在屋里来回走着,感觉是一张纸一样薄的生命在飘动。让我惊异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却在那里顽强地搏斗着。里里外外她都要张罗。王恒杰是个残疾人,多有不便;两个孩子的上学就业,必须操心。与其他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他还要承担丈夫生死存亡的压力。与其他知识分子家庭相同的是“贫困”。贫困和恐惧,笼罩着眼前这位单薄而多病的女性,你会感到命运的不公平。“你看,我这个穷家破家。”她说。当一个穷家破家的家庭妇女何其难。更糟糕的是,南海研究颇有成就的王恒杰给家里招来了包括记者在内的诸多来访者。“每次有人来,我都要演戏。”她说。堂堂著名教授的家,“面子”上总要说得过去。人来之前她都要紧张地进行大扫除摆一些“道具”,把窘迫的地方都遮掩喽。“穷一点,破一点,没关系但是要干净。”她说。因为,“干净”,不仅是为了“面子”,更是为了“尊严”。

  这个家庭,三室一厅,房子不算小,然而,一看便知,这是一个疲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家庭。客厅兼饭厅里,一墙书架,一个方饭桌。方饭桌的红漆已经剥落裸露着木头。张雪慧在这里接受我的访问时,桌上铺了一张旧报纸。“垫着点儿,别把衣服弄脏。”她一面把报纸捋平一面说。从她略有些难为情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垫报纸与其说是怕把客人的衣服弄脏,还不如说是刻意想把陈旧斑驳的桌面遮盖住。坐的木椅也有点摇晃。“来来,换一把。”她说。新递过来的椅子上,白油漆写着单位的名称和编号。一、二十年前的家庭有这样的椅子不奇怪,现在便有些奇怪了。“这几把椅子是单位是单位处理的。”她解释说。

  王恒杰教授的小书房更是草率。一个小书架,一张小三屉桌,一条黑色破人造革兼作床的三人沙发。小书房,小书架,小书桌,塞着一个大沙发,再塞进王恒杰这个一米七九的大个儿,真是拥挤不堪!王恒杰不在乎。一有人来,他就领进书房,把他那些从南沙搜集到的古董拿出来。一些碎瓦片碎瓷片,一些小碗小罐,一些铁器铜钱。他拿着一块在外行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碎瓷片说:“你看,这种青花瓷,只有明朝才有。”他又拿下来一个小耳朵瓷罐,说:“这是清朝的。”“别小看这些东西。”他强调说:“他们说明了中国人最早开发南沙群岛的历史。”

  张雪慧却轻轻地嘟囔说:“家里的钱都换了这些破烂玩意儿。”

  说归说。每次王恒杰去南海,张雪慧都痛痛快快地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积蓄拿出来,尽可能多地让王恒杰带上。她也是学历史的。她也是南海区域文化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她比谁都知道王恒杰南海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南海考古研究,用尽了家里本来就很微薄的积蓄。这还罢了。最不堪忍受的,是每次的生离死别。

  这个场面慷慨而悲壮:海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周松从王恒杰教授手里接过一封仔细装好的信函。

  “这是我的遗书。”王恒杰说。

  周松着实吃了一惊。他早就认识这位从事边疆考古研究的独臂教授。王教授的南沙考古计划以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以为王教授来办公室,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辞行。没想到,老教授却报着慷慨赴死的准备和决心。

  “遗书”写到:我赴南沙考察,多有不测,若有什么意外,我有一点钱,放在我的学生那里,是返京路费,请转交给我的家属,并请政府关照我的家属。

  此番出海,若有个三长两短,他希望女儿能到海南来工作。他希望他的亲人能离南海更近些,能经常去海边眺望他,陪伴他。

  这是1992年5月的一天。

  此时,冒险家们正云集海南,酝酿着新一轮发财狂潮。

  可能相当数量的国人不知道这一事实:海南省在全国,既是最年轻的省,又是最大的省。

  1988年海南建省,全国人大通过的建省“决议”中规定,包括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统属海南省管辖(注:之前属于广东省管辖。)。在南中国海“传统海疆线”内的中国海洋国土面积,理论上达210万平方公里!比陆地面积最大的新疆还要大50万平方公里!遗憾的是,中国的地理教科书没有明确地表述这个内容。这是几十年来张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连自己国家到底有多大都没有搞清楚,何谈爱国?

  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王恒杰教授不惜生命,独闯南沙,与当时海南岛的发财主旋律是那么的不合谐。

  我问:“为什么要把遗书留在海南?”

  他说:“我已经把海南当作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交给了南中国海。”

  南 海 有 约

  王恒杰来到了潭门镇。潭门镇人从镇长书记到渔民,都认识这位倔强的独臂教授。大家知道,只要是独臂教授来,一定是下南海的事儿。今年可不敢轻易答应这老头儿。三月份,“仙娥礁事件”后,潭门镇渔民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都缩在家里不敢出海了。谁见了王恒杰都摇头。一块去的香港电视台愿意出大价钱,渔民还是不去。

  潭门镇的渔民都不敢去,还有哪儿的渔民敢去呢?

  王恒杰只好找三年前第一次带他去南沙的那条船。船老大已经换了。原来的大副成了船老大。大道理不必讲。“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政府当初动员渔民去南沙讲得多了。对于赤手空拳任人宰割的渔民来说,又能怎样呢?

  你面对大道理容易,面对这位60多岁的独臂老人却很难。一晃就是三年,独臂老人的手握着还是那么有劲。他站在你面前,你可以叫他父亲。一个能叫父亲的老人,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你,你会怎样呢?

  出海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个四肢健全的棒小伙子,上了打鱼船,就跟泥人一样身不由己。在渔民看来,跟谁都可以较劲,别跟海较劲。常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出一次远海如同到底狱走一遭。遇到风浪,走不出多远,你的骨头架子顷刻间就会被拆散喽,肠肠肚肚都化作了黄汤吐出来。渔船被海水簸起来,又跌下去,航程永无止境,永无希望。这时候你会觉得生存下来是那么的丑陋,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没有理由,那么的没有意义。灵魂已经被绝望攫走,剩下的只是一具缺乏生气的躯壳。这时候你会感到死神的美丽。你可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扑进海里去,与风浪融为一体,从那晕船的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情景唬不住眼前这位独臂老人。他早就尝过那种滋味了。三年前,他60周岁时,就跟这条船去了南沙,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在南沙的首次考古活动。他没有被折腾垮。

  这位独臂老人在潭门镇有着很高的威望。这位老人在南中国海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在渔民眼里,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位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而是前生前世的南海精灵!他对南海的了解绝不亚于船上的渔民就是明证。他能乘着渔船出海,又能挺着身板上岸就是明证。一个学者,一个老人,一个残疾之躯,真是一个奇迹!他便是这样看着你。他花白而凌乱的头发,他充满着沧桑感的皱纹,他那只悬空的袖管,都在传达着他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殷切的希望。你不能拒绝他。你不能拒绝一位你可以称之为父亲的老人的恳求的目光!

  三年前,这位独臂老人就是这样面对着他们。三年前,就是这种不可抗拒的目光!

  渔民们被独臂老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船老大说:“王教授,你什么也别说了。你爱国,我们也爱国!我们去南沙!”

  王恒杰教授拼着老命去南沙,是为了赴“南海之约”。

  他不能爽约。1995年5月的二度南沙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1994年,王恒杰偕夫人出席了台湾召开的“南海学术会”。他在大会发言时呼吁:“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希望海峡两岸有识之士有进一步的行动,共同捍卫南沙主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两岸学者能在南海研究上携手合作,是王恒杰多年的梦想。

  他的呼吁得到了台湾学者的响应。

  台北圆山大酒店。王恒杰教授的手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陈仲玉教授的手握在了一起。他们可以说是神交已久。他们约定,翌年,也就是1995年,他们同时开展南海研究。王恒杰负责考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美济礁,陈仲玉教授负责考察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太平岛。然后,在海南岛会合,互相交换和切磋考察成果,对南海进行深入地研究。

  此番合作,意义重大。

  南中国海地缘政治关系中,海峡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大陆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南沙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峡两岸是否能够就许多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并进行各种层次的呼应合作。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从目前的形势分析,两岸在南沙问题上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是不存在的,而且,前途极其渺茫。

  台湾“保七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1995年3月25日,南沙群岛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菲律宾抓扣中扣中国渔民,一件是台湾国民党军巡护舰队炮击逼近的越南舰只。

  越南驻台湾代理代表即向台湾“外交部”提出抗议。台湾“外交部”拒绝越南抗议,并重申南沙主权不容置疑“。

  3月31日下午3时50分,台湾高雄港。台湾“'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的三艘巡护舰在鞭炮声中出发,前往南沙群岛执行“护渔”任务,并“宣示南海主权”。

  然而,保七南沙护渔舰队出港不到三个小时,突然接到命令:不去南沙,转航东沙。

  保七舰队被迫中途返航,令台湾舆论大哗,进而酿成了被台湾媒体称为“一场无预警的'南海风暴'”。

  反对党立法委员抓住此事抨击政府决策如同儿戏,有损国家尊严,并要求黄昆辉(台湾“内政部长”)、卢毓钧(台湾“警政署长”)负责。《中国时报》发表“社论”:“保七护渔折返事件必须要惩处有关官员。”

  有关人员不得不面对公众舆论。

  黄昆辉、卢毓钧、保七总队长杨子敬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保七事件”作出解释。

  卢毓钧说,保七舰队在敏感时期巡护南沙,是他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后,认为引发高度冲突的美济礁离太平岛有些距离,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决定按计划出航。

  杨子敬担任此次南巡舰队的指挥官。他说三艘巡护舰每年年初都要进厂维修,4月底又要执行北太平洋护渔任务,所以,利用空挡前往南沙巡航。因为是和平巡航,相信不会引起冲突。没想到酿成了如此大的风波。

  台湾保七舰队出航南沙突然折回,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台湾屈服于菲律宾和越南的压力,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态度暧昧。菲律宾和越南曾就保七舰队南沙护渔事先向台湾当局提出过抗议。就在保七出航的当天,菲律宾参谋总长恩里莱公开威胁说,菲律宾海军将进入南沙对抗台湾舰队。

  李登辉发表谈话说:“护渔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吗!”

  这种说法遭到了舆论的批驳。台湾大学政治系一位教授著文说,李登辉的说法“是未经思考的说法。台湾渔船最容易受到挑衅与遭人拘留的地方就是南海一带,保七到南海护渔是名正言顺的。一旦发生冲突,捍卫领土的责任才是国防部的,对外交涉的责任则是外交部的”。并认为台湾对南沙群岛的态度“消极”。这位教授建议说:“海峡两岸对双方在南沙群岛的活动不但不要质疑,还需要相互呼应。因为'东协'(注:即'东盟'。)国家已结成同一战线,利用海峡两岸相互牵制的政治局势,对抗两岸的中国人。如果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还相互抵销力量,实属不智。台湾和大陆不愿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两岸当局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可寻求合作方式,一致对外,双方正可利用此一问题建立互信。”

  “寻求合作”,“建立互信”,谈何容易!

  学术合作,也都是严格建立在“民间”层面。“民间”倒能超脱。总体讲,两岸学者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有着一致的看法,并积极地排除障碍、探索合作的途径。即使如此,这个层面的合作仍然受制于两岸的政治气候。据参加国际南中国海研讨会的学者讲,每次参加会议,两岸都先要争“名份”,打内战。“自己人和自己人先打得不亦乐乎。”一位学者说,“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痛心。大家都明白两岸合作的重要性,但又不能不承担历史和现实分裂的后果。那种兄弟间的不和与猜忌,以致让外人利用和看笑话。”

  气候稍好时,两岸学者的合作还会比较顺利;气候不好时,合作便会遇到障碍。

  1995年1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我被电话吵醒。一听那苍老的东北腔,便知是王恒杰教授。

  老人非常激动。他告诉我,他赴台湾参加南海学术会的申请搁浅。

  此时,老人已是肺癌晚期。第二次南沙行,摧毁了老人的身体。然而,此行台湾,是他与陈仲玉教授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他非去不可。

  不批准的理由是,老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作长途旅行。这不是关心和爱护老人吗?“既然是关心和爱护,为什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在大冬天来回跑那么多趟?”他说。“说我身体不好,但是医生有证明,去开会没问题。”

  王教授原计划的学术交流就这么流产了。他无可奈何。他分析,不批准他应邀赴台湾,可能是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空前紧张的缘故。

  1990年,大陆海军希望跟太平岛国民党守军联络。大陆海军购买了“茅台”酒和“中华”烟,往太平岛送,但是遭到太平岛国民党守军的拒绝。这批“茅台”酒和“中华”烟放在永暑礁,一放好几年,礁上的海军官兵再馋酒再缺烟,谁都不去动,谁都知道那是给国军弟兄预备的。

  “天长日久,烟生霉,酒蒸发,一拨一拨的守礁官兵看着都心痛。不是心痛这名贵烟酒就这么糟蹋喽,而是心痛兄弟同胞间的隔阂太深了!”一位海军上校说。

  一位权威人士分析说:“海峡两岸是否能在南沙问题上进行充分地合作,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总体政策框架的变化和调整。在目前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保七事件”便是一次实验。

  然而,“保七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南沙政策执行过程中另一番情景,即政客与军方态度的微妙差别。

  意味深长的是,这么一次涉及敏感地区的重大行动,“行政院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不知道准确的出航时间。出航当天,黄昆辉接到了“警政署长”的报告:保七总队19点出航。想必黄昆辉认为,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通报情况并征求各方的意见。下午,他与出席“立法院”质询的“外交部长”钱复、“国防部长”蒋仲苓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即应阻止保七舰队出航南沙。

  当黄昆辉不慌不忙地给“警政署”打电话时,“警正署长”告诉他,保七舰队已经提前出航了!

  竟比预定出航时间提前了三个多小时!也就是说,几乎是在对上层封锁消息的的情况下,改变了舰队计划出航的时间。

  这简直是开玩笑!这么重大的变动,居然不报告顶头上司!

  杨子敬言之凿凿。他说,保七舰队在出发前曾与“国防部”有过联系。出发当天,“国防部”、海军、“警政署”三家召开了联席会,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可以提前出发。

  而且,保七舰队护渔南沙,行前作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同行的还有记者和研究人员。黄昆辉曾两次要求“警政署”暂缓执行保七南沙护渔计划。“警政署长”却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箭”不仅要发,而且还要提前发。

  当然,这“箭”还是被政客折回。

  台湾警方与军方协调立场,保七舰队在“美济礁事件”的背景下护渔南沙,演出了三部曲:大肆宣传,违抗命令,提前出航。没有某种强有力的默契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台湾在1992年12月3日成立了“南海小组”,并且制定了“南海政策纲领草案”。草案确立了五大目标和九项实施纲要,其中包括配合国家统一纲领研究两岸南海问题的有关事项,筹备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或两岸及港澳多边南海会议,强化战备,对南海诸岛加强巡逻等。实际上,这个“草案”只具有文本的意义,台湾当局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台湾的南海政策仍然受制于台湾对大陆的整个政策环境。我们能看到的现实是:一、九十年代以后,台湾为了扩展国际空间,推行“南下”外交战略,李登辉先后访问了印尼、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用“渡假外交”的形式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这是东盟国家与大陆建交以来,台湾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方面不可能得罪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与大陆默契、合作。二、江泽民提出大陆对台关系的八点建议,随后李登辉回应了六点建议,“江八点”和“李六点”仍有短期内不可能弥合的重大分歧。三、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空前紧张。大陆连续在东海进行洲际导弹实验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者表明武力解决“台独”的决心,二者打击李登辉的实力,意图影响台湾“总统”直选。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南海政策纲要草案”便是一纸空文了。

  然而,台湾毕竟还有一个“南海小组”来协调有关部门的步调,毕竟还有一个“南海政策纲要草案”来规划和指导南海的一切行动。与之相比,大陆倒略有不足。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了中国解决南沙群岛问题的十二字方针,即“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迄今为止,大陆并没有一个综合部门、比如“南海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组织制定大陆南沙政策的方案,以致在南沙群岛已被瓜分完毕、周边国家大规模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形势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虽然颇具大国气度,因为缺乏或没有实际内容,缺乏或没有谈判的实力基础,却成了一个响应甚微的一厢情愿。

  台湾也提出了“共同开发”的设想,但仅仅是说法。

  由此可见,大陆台湾两兄弟,在涉及国家主权等重大问题上,同室操戈,各行其是,不啻是中华民族一个不堪卒睹的悲剧。

  王恒杰教授说:“我就是要为了结束这个悲剧而努力。”

  勇 闯 太 平 岛

  “太平岛,你哪来太平!”

  船过太平岛,人们都难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几十年的隔绝,几十年的猜忌,大陆人从没有上过太平岛。

  从海南岛出发,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然后进入南沙群岛。继续南下,便可以看见如雁阵依次排列的南沙诸群礁:双子群礁,中业群礁,道明群礁,郑和群礁,九章群礁……太平岛便在郑和群礁西北。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最大的岛,0.42平方公里。说是最大的岛,却小得可怜。0.43平方公里,在这沧海茫茫中,不过是一块立锥之地。可在南沙,却是一块宝地。南沙群岛,与其说是“群岛”,还不如说是“群礁”、“群滩”、“群沙”。因为,“岛”远远不如“礁”、“滩”、“沙”多。南沙群岛200多个岛、礁、沙、滩,只有11个岛。这些概念,对于大陆人来说,真是太陌生了。

  所谓“岛”,是露出海面,由沙洲堆积而成的陆地,植物茂盛,非特大风浪不能淹没。

  所谓“礁”,是生长在海面附近的珊瑚礁体,涨潮淹没,退潮露头。

  所谓“沙”,分两种。一种是“沙洲”,是指那些新露出海面的陆地,有一些松散的珊瑚、贝壳等堆积而成,容易被大风浪所淹没,如越南占领的染青沙洲。一种是“暗沙”,覆盖有碎屑沙粒的珊瑚礁体,在海平面以下,如曾母暗沙、北康暗沙等。

  所谓“滩”,是海底突起的珊瑚礁滩地,呈广阔平坦的台地状,深度超过30米。

  这样的地质地貌,人类难以生存,却是鱼类等海洋生物的天堂,却是远古有机物积聚、变质、演化的最佳场所。这也是周边国家在七十年代才来认识和占领的原因之一。

  如此看来,太平岛便益发显得珍贵了。

  我们只能远远地眺望她。那飘浮在海面上的一小片葱茏,那终于能给人希望的生命绿洲,如同顽强拼搏、想摆脱厄运的诺亚方舟。

  王恒杰教授痴痴地望着她,满心得温暖和踏实。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令人绝望的枪声。

  这是他进入南沙以来,第二次听见枪声。

  国际社会把南沙群岛称作是“亚洲的火药桶”。可这火药味儿也来得太快点了。

  航程紧张而陌生。一个陌生的海域,一个陌生的群岛,一个东北老人的南沙行。渔民叫老人“王教授”,老人叫渔民“孩子们”,出了海,便像一个大家庭;出了海,大家的命运便拴在了一块儿。王恒杰是尊长,渔民遇事一定要征询和尊重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倚老卖老,端着教授的架子。船上的活儿,渔民不让他干,他也不愿闲着。“王教授,你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方便,休息吧。”渔民说。他说:“呆着也是呆着。”他帮着拉网,帮着厨房洗菜淘米做饭,帮着冲洗舱板打扫卫生。“只要出了海,就尽可能地不要成为大家的累赘,力所能及,干一点是一点,干着比呆着强。”他说。考古本来就不是端着架子的学问。荒郊野岭,高山大川,沧海横流,在那浑浑噩噩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寻找人类社会、国家民族的生存依据。考古从来都依恋着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情绪,并构成了难以遏制的学术动力和学术激情。边疆考古更是如此。中国人原无边疆概念。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朝以前,中国人奉行天下主义。“天下主义”的特征,按照梁涑溟先生所说,“不是国家至上,不是民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基于中国文化中一种包容感和“大而化之”的精神。这种文化的支持条件是,庞大的疆域,丰富的物产,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成熟的种植、灌溉、养殖技术,由非常稳定的价值观所支持的自给自足的富裕社会。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只有两种情形,那就是被侵略、被骚扰。然而,蒙古人和满清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最后都以被汉文化的同化而告终。中华文化中,只有道德教化,而无军事扩张。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急速向现代化迈进的俄国人给了中国人“边疆”的概念。《尼布楚条约》、《中俄勘分界线条约》较早地确认了北部中俄边疆。这之后,中国由陆地到海洋的边疆问题便是一笔不堪回首的烂账,一笔能追溯一百五十多年的烂账,一笔让中国人深感耻辱、永远耿耿于怀的烂账。中国人在得到“边疆”概念的同时,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西方人弱肉强食的“森林规则”,被动地向谁强大谁说了算的现代国家迈进。王恒杰也很清楚,光靠考古考不回大好河山。他不过是在尽一份历史学教授的责任罢了。他意识到这份责任,于是他来了。他是准备来受苦的。他早就成了渔民的一部分,甚至比渔民还渔民。因为他比渔民更了解南海的历史。

  月明星稀,波浪翻涌,“突突突”的渔船疲惫地向前行驶。独臂老人在给渔民们讲故事。1917年,一个叫平田末治的日本人和一个叫小仓卯之助的日本海军退伍中佐,曾组织探险队到南沙群岛探险。他们在考察报告中说,南沙群岛各岛有五百多户华人居住,经营渔业。他们带着摄影和测绘设备,登上了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他们以为,南沙群岛是一个无人的群岛。然而,他们在太平岛、南威岛。中业岛、南钥岛等岛礁上,看到了中国人种植的田园、椰林,看到了中国人的墓葬、祠堂、神庙,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中国渔民居住,都有中国渔民的足迹。

  有一天,小仓登上了一个小岛。他发现岛上住着三个中国渔民。主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通过笔谈,小仓了解到,渔民们对南沙诸岛的位置、方向、航程和各岛的物产都了如指掌。他根据与中国渔民的笔谈和探险核实,完成了南沙群岛各岛的位置图。1939年小仓在日本出版了《新南群岛记》、《新南群岛探险始末记》。他的著作实际上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即:南沙群岛早就有中国人居住了。

  “王教授,小岛上的渔民是潭门镇的吗?”渔民小何问。

  “或许是吧。没准还是你爷爷呢。”王恒杰故意逗他。

  “可我爷爷不识字呀?”小何当了真。

  到南沙远海捕鱼的海南岛渔民大多是文昌人和琼海潭门镇人。老一辈渔民几乎都去过南沙。王恒杰进入南沙群岛,首先在永登暗沙找到古代海南人的踪迹。

  永登暗沙是王恒杰1992年第一次南沙行的第一站。王恒杰没想到,他刚亲吻了南沙一下,南沙便给了他如此丰厚的回报。

  渔民小符从水底下钻出来,手里拎着捕螺用的网袋。“王教授,你看,我给你带会了些什么。”小符喊叫着。

  王恒杰一看,原来是一些碎陶瓷片。这些碎陶瓷片组合起来,是一个腹大口小的陶瓷罐。桔黄色,肩有四个对称的耳朵,表面已是礁砂斑斑。王恒杰仔细观察着。他眼睛一亮。“这是一件产于唐代的盛水器。它同海南陵水县一代出土的陶瓷,几乎出自一个人之手!”他兴奋地说。

  再往西行,便到了福禄寺礁。这里收获更大。他们捡到了印有“永保长春”款文和月中白兔图画的青瓷,还有“元 通宝”、“大德通宝”各一枚。更让王恒杰惊喜的是,他们捡到了一个清代单叶大铁锚。

  一天中午,二副小陈说:“王教授,我发现一枝插在水中的铁杆。插得还很深,拔不动。”

  “别是爆炸物吧?”王恒杰说。

  “不像。”

  “那就再去一个人。要小心!”

  不一会儿,小陈和另一个年轻渔民拖回了一条沉重的大铁杆,铁杆末端有个钩,杆上赫然写着“大清广造”四个隶书字。

  王恒杰一看便高兴得大叫:“孩子们,这是一杆清代的单叶大铁锚啊!”

  他钻回舱内拿照相机。他要把这一历史情景拍下来。可等他回到舱面时,眼前的场面把他惊呆了。渔民们正在七手八脚地敲砸铁锚身上的珊瑚礁和铁锈。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王恒杰大声喝道。

  渔民们吓坏了。他们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老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平时和蔼可亲的老人,霎时间变成了凶煞恶神。

  见大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王恒杰感到刚才的语气重了些。他和缓了口气说:“孩子们,对不起,刚才我太急躁了。请你们原谅。这是一件国宝,是我国南沙群岛主权的重要证据。这些锈巴正是它在海里沉睡了数百年的见证。把锈巴敲掉了,就等于把证据敲掉了。如果没有了证据,铁锚还有什么价值呢?将来拿到国际社会去论证,人家说我们的东西是假的怎么办?”

  渔民哪知道这样的利害?像一群刚做了错事的孩子,不知所措地窘在了那里。船长陈在清见状,主动上前承担责任。他说:“王教授,是这样的,我见铁锚锈得太厉害,便叫他们敲。我不懂规矩,你批评我吧,与他们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好心。也都怪我没讲清楚。”这时的王恒杰气早就消了。他拍着船长的肩膀说。

  “以后捡到东西,记住,一定要保持原貌。”他接着向大家强调。

  “记住喽!--”大家一阵欢呼后,又纷纷翻身跃进了大海。

  在历史学家看来,活证据和死证据一样的重要。

  文昌县东郊乡老渔民王安庆也在讲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我十五岁(1928年)起就与潭门港彭正楷同去南沙捕鱼,直至二十三岁,前后在南沙捕鱼达九年之久。其中有六年长期住在南沙群岛上,三年是冬去夏归。南沙群岛的罗孔(马欢岛)、红草峙(西月岛)、奈罗下峙(南子岛)、铁峙(中业岛)、第三峙(南钥岛)、黄山马东(敦谦沙洲)、黄山马(太平岛)、南乙(鸿庥岛)、称钩(景宏岛)、双门(美济礁)、锅盖峙(安波沙洲)、石盘(毕生礁)、鸟仔峙(南威岛)等岛礁都去过和住过。住南沙群岛,要带足一年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钱向东家借,船向公司租。……捕鱼所得百分之七十归东家,百分之三十归渔工。在南沙群岛上搭棚居住后,把捕获的海龟、海参晒干,过秤,放入木棚地窖内储藏,待传来时再运走。当时住岛的人,每个岛有十人左右,每个岛都留有有经验的渔民(先辈以来都这样)。铺前港的蒙全洲在南沙住了很久,对西、南沙都很熟悉,是很有经验的老渔民。

  “在南沙各岛,有井就有人住过。罗孔、红草峙、奈罗、铁峙、黄山马、鸟仔峙等岛都有我们渔民挖的水井,铁峙的水井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奈罗的水井被日本人重修过。在黄山马东、第三峙、南乙也有我们挖的水井,但水味不好,不能食用。

  “在南沙各岛,凡有人住的地方都有庙。铁峙、红草峙、黄山马、奈罗、罗孔、第三峙、鸟仔峙等岛都有我们渔民祖先建造的珊瑚庙。渔民到南沙后都要到庙里去祈求保佑平安和生产丰收。渔民死在南沙的也不少,我亲眼见到渔民林猷钊死在黄山马,还有一个保陵港的渔民死在第三峙。传说就更多。'一百零八个兄弟公'就是一例。这一百零八个兄弟中,有72个孤魂,36个兄弟。72个孤魂是我们的先辈在西南沙下海作业过程中先后死去的,36个兄弟是同在船上遭风暴遇难的。其实,我们渔民先辈在西、南沙死去的何止这些人。

  “我15岁去南沙时,有日本人在奈罗、铁峙挖鸟粪,开始是在奈罗挖鸟粪,奈罗挖完后转到铁峙挖,当时一百斤鸟粪值九十元(日元)。(注:1921--1929年,日本拉萨磷矿公司在南沙太平岛、南二子岛开采鸟粪。)日本人中有一个叫川奇良,懂得海南话。我们在南沙铁峙等岛,除了而捕捉海参、海龟等海产品外,还在岛上种椰子。木瓜。西瓜和番薯,还种些蔬菜。

  “我20岁(1933年)住在铁峙时,法国三艘军舰侵犯我南沙,上岛升法国旗,并用一个玻璃瓶,内放用法文写的东西,埋在地下,想作为主权的证据。法国人在岛上升旗后,要我们五个渔民在法国旗下照相。当时一起照相的有:王安庆、王安和、(我的哥哥,现住新加坡)、王安荣(堂兄)、王安积(堂兄弟,在泰国)、黄信金。当时我手里拿着二胡,以后又叫我们到他们的军舰上去,舰上有越南人当兵,他们讲的是法语和安南语,我们听不懂。法国军舰以后又开到别岛去升旗。他们离开后的当天晚上,我们认为这是中国领土,我们就将他们埋下的标记挖掉,取出玻璃瓶,后来把它抛掉了。相隔十天左右,郑兰锭乘盛兴号船来到铁峙,因为他会爬树,就由他上树把法国旗解下来了。(注:这便是著名的'九小岛事件'。1930年,法国人乘日本人撤出南沙之际,派炮舰'马尔休斯'号占领南威岛。1933年4月7日-12日,法又派通报舰'阿斯特罗拉勃'号和'阿勒特'号侵占了安波沙洲、太平岛、鸿庥岛。南钥岛、杨信沙洲、北子岛、南子岛、中业岛,并于同年七月宣布正式占领。法国占领南沙群岛的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和遣责。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质问时,法国政府辩称:这不是法国政府的安排,是法属越南势力所为。1939年,日本人占领西沙群岛,又进而赶走南沙群岛的法国人,于4月9日以官报形式正式宣布占领南沙群岛,并改名为'新南群岛',与东沙、西沙一起划归台湾高雄县管辖。日本人在太平岛南岸建有混凝土防波堤,防波堤西建有码头和五百米栈桥,栈桥上有轻便铁轨;还建了电台、电厂、仓库、水井、蓄水池、神社、宿舍、道路、防空洞、晒鱼场、坟墓等。日本人还把太平岛作为潜艇基地。)

  “当时的帆船,从文昌到西沙要36个小时左右,从西沙到南沙要50多个小时。从新加坡回(文昌)清澜港,西南风,风力四、五级,半个月可到。在南海航行曾流传一个传说,说天气恶劣时,桅顶有一颗星,这时就要投饭团入海祭之,以保平安。传说这颗星是女神的化身。”

  年级大一些的渔民都知道这个传说。说是古代有一个女人要去南洋,但船上有规矩,不能带女人。因为渔民迷信,远航如果有女人,就会带来厄运,就会有颠覆的危险。在女人的苦苦哀求下,心慈的总簿便悄悄收留了她。船出海了,总簿把女人藏在箱子里,每天给她送饭。一次送饭时被船主发现。船主命令:“把她推到海里去!”女人被推进了海里。女人死后化为神祗。女人知道,渔民远海捕鱼,凶多吉少,难以预料多少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所以多有禁忌。女人化为神后,专门为渔民指点凶兆。当天气不好时,她便化作星辰,出现在渔船的桅杆顶上,向渔民预警。

  女神化作的星辰永远在那里高悬着。她的神色忧郁而疲惫。南中国海已经没有了安宁。她不敢稍有懈怠。她还要警示中国渔民不敢稍有懈怠。

  无论是王恒杰的故事,还是老渔民的故事,都已经非常久远了。

  “王教授,小仓和中国渔民在一起的岛叫什么名字?”小何还没忘了这个茬。

  “双子岛。”王恒杰说。

  “哎,前面不就是北子岛了吗!”有人大喊。

  北子岛,南子岛,一北一南,便是双子群礁的一对双胞胎。这对中国的双胞胎如今已是分属他人。北子岛被菲律宾人占领,南子岛被越南人占领。

  北子岛在南沙群岛的最北端,应该是南沙群岛的第一站。

  北子岛越来越近。“咱们上去看看。”王恒杰向船长陈在清建议。

  船长一听就急了。“去不得!去不得!他们可凶了。船一靠近,他们就放枪!”

  “咱们试试看。看他们敢把咱们怎么样!”王恒杰说。

  渔船犹犹豫豫向北子岛开去。

  菲律宾军人开枪了!“哒哒哒!”--“哒哒哒!”--渔船在一公里开外被警告:不得靠近北子岛!

  “再试试南子岛。”王恒杰还有几分侥幸心理。

  然而,南子岛越南人的枪声告诉他了同样的结果。

  北子岛、南子岛他国军人的枪声让王恒杰感到愤怒,而太平岛国军的枪声却让他伤心。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两岸同胞咫尺天涯。

  太平岛是中国主权的象征。中国人在太平岛行使南沙群岛的行政管理权利已是整整半个世纪。早于任何周边国家。二战结束后,南海诸岛又一次为各国所觊觎。1946年6月,法国人回到印度支那。法国人派军舰到西沙视察,并播发了消息,意欲重新夺取南海诸岛。这时菲律宾外长也宣称,要把南沙群岛划入菲律宾的国防范围。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将此国际动态具报中央,并要求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从日本人手里接管台湾澎湖列岛和海南岛后,顺势接管南海诸岛。国民政府行政院责成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会商收复措施。经会商决定:一、由国防部协助广东省从速接收团沙群岛(即南沙群岛),接收之地理范围,由内政部拟定。二、关于该群岛之地理位置及所属各岛名称,应由内政部绘制详图,重行拟定,呈(行政)院核定。三、为应付将来可能发生争执起见,应由内政国防两部暨海军总司令部,将有关资料即送外交部,以备交涉之用。四、以上各点,由外交内政国防三部,会同呈复行政院。三部会后,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行政院呈报了会议纪录。此后,海军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指挥官,姚汝钰为副指挥官,率领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猎潜舰“永兴”号和登陆舰“中业”、“中建”号组成的舰队,分成两组编队南下,接管原属台湾省管辖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林遵指挥“太平”舰和“中业”舰接收南沙群岛,姚汝钰指挥“永兴”舰和“中建”舰接收西沙群岛。由于国民政府决定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广东省政府任命省政府顾问麦蕴瑜为南沙接收专员,并组织了气象、地理、考古、水利等数十名专家登“中业”舰,随舰队赴南海接收南沙群岛。11月初,舰队由广东虎门港抵达海南岛榆林港。这是继郑和下西洋五百多年之后,中国的强大舰队再次进入南中国海,意义非同寻常。

  南中国海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美妙。11月,正是东北季风肆虐的季节。这不是出海的好季节,然而,形势逼人,刻不容缓。林遵舰队出航了。然而,林遵舰队的见面礼,是南中国海的狂风恶浪,罕见的狂风恶浪!--“轰隆隆--轰隆隆--”,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舰队扑来,仿佛要把舰队撕碎,吞噬!这时的中国海军不熟悉南中国海的脾气,他们要继续航行,要与这狂风恶浪直面搏杀。随舰领航的海南岛渔民不同意这种莽撞的作法。渔民知道南中国海东北季风的厉害。而且,根据计算,如此大的风浪,继续航行有可能把登陆舰拦腰折断!钢铁之躯,生生地被拦腰折断,这是何等恐怖的场面!南中国海在与林遵舰队较劲,在与林遵舰队游戏。林遵舰队两次出海,竟然两次被风浪打回榆林港!真是太不给面子了!林遵舰队是二战之后周边国家进入南中国海的最强大的舰队。它能打败任何一个敢于挑衅的敌人,却对这风浪无可奈何!在林遵看来,舰队被风浪两次打回榆林港,真是不祥之兆。这种情形,是他海军生涯中从未有过的。

  正当林遵舰队与南海处于胶着状态的时节,来了一段小插曲。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乘“峨嵋”舰由上海抵广州,准备视察粤琼台澎等地区。恰在此时,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从南京给桂永清发电报,说西沙海域发现一艘法国巡洋舰。桂永清随即将情报透露给了随舰视察的美国驻中国海军顾问团团长莫雷海军少将,试探美国人的态度。莫雷对法舰行动“一笑置之,态度轻蔑”。桂永清根据行政院决策和美国人的态度,即令林遵舰队从速接管西、南沙群岛。在这种情况下,林遵舰队只好让舰队一分为二,分别行动。“永兴”、“中建”两舰在11月底,趁着一个好天气赶往西沙,11月24日完成接收西沙的任务。“太平”、“中业”两舰则于12月9日中午12时整从榆林港启航,驶往南沙群岛。

  12月2日上午5时许,林遵舰队在距太平岛一公里处抛锚。当时的南沙专员麦蕴瑜先生已是九十余岁高龄。麦老先生,广东中山人,1897年出生,192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1922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工程和水工试验,1927年回国。抗战胜利后,他任广东省政府顾问,接收南沙群岛专员,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等职。1949年以后,他历任广东省水电厅珠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省科协副主席,广东工学院院长。他回忆说:那几天,天气意外晴好,风平浪静,远望绿岛如线。林遵命令陆战队员乘小艇登陆,武装搜寻,确认岛上无人后,便在树上升起了国旗。当太平岛升起了国旗时,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8时许,指挥部、接收人员、守岛海军官兵乘小艇登陆,时值退潮,小艇不能前行,全体人员下艇,涉水200米后上岸。涉水时,看见海参、海绵、鱼类、贝壳滞留于珊瑚礁水涡深处,生命灵动,色彩斑斓,极尽奇观!海南岛渔民原称此岛为“黄山马峙”。为了纪念“太平”舰登岛成功,遂用“太平”舰舰名为该岛命名。岛上有椰子树、木瓜树、香蕉树及其他矮树。登岛中国海军官兵摧毁法国和日本的所有殖民地碑记,并在岛之西南方防波堤末端日军建立的纪念碑原址,竖立了“太平岛”碑石;在岛之东端,另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碑石,永作凭志。立碑完毕,全体人员在碑旁举行了接收和升旗典礼。这时,几个士兵点燃了几挂大鞭炮,“噼噼啪啪嘣嘣”的鞭炮声在太平岛的天空炸响,一群海鸥被惊吓得四处乱蹿,“鸥--鸥--”之声不绝于耳。典礼结束后,随即开始用平板仪多角形导线法环岛测量,共用十个小时,测得万分之一太平岛地图。该岛东西长1360米,南北宽300米,算出面积0.43平方公里。

  麦专员极有兴致。南沙群岛海域总面积82万平方公里,是管辖它的广东省的四倍。如此大的海疆,如此小的岛屿,像是浮游在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精灵,一个备受蹂躏又不屈不挠的精灵。要在太平岛建立整个南沙群岛的神经中枢,他既是南沙群岛的“总督”,又是太平岛“岛长”。因为,四周环海,四顾茫茫,没有舰船,插翅难逃。“走一圈,看看需要多少时间。”麦专员说。他在随员的陪同下,环岛漫步,一周下来,“50分钟”。

  广东省在太平岛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随后,又将铁峙命名为“中业岛”,以纪念登陆舰“中业”号;又先后去到北部的西月岛和西南部的南威岛竖立主权碑志。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将西、南沙群岛“暂行交由海军管理”。5月,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兼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台湾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郭令智、助教宣桂清、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范传坡及中央气象局人员等20余名专家学者,随舰到南沙群岛进行科学考察。6月1日,南沙群岛气象组开始工作,每天格林威治时间2时30分至10时30分以13000千周播发气象资料,报告气压、风向、风速、云量、能见度等。2时45分至10时45分重发气象资料。南沙群岛气象台呼号为“XNJ”。

  麦老先生回忆说:南沙群岛收复后,政府作了一系列工作,第一、于1947年3月广东省政府组织成立了西南沙群岛编纂委员会;第二、1937年6月11日至15日,为了唤起国人对南疆之重视,在广东省文献馆举办了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展览会由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主办。展览分五个展室,展品1300件。第一室为历史地理文献图籍,展室有从西、南沙群岛发掘的唐代以后开元、洪武、永乐的古钱。第二、第三室为鱼类海产图表于标本,第四、第五室为两群岛带来的物产,如珊瑚、螺贝等。参观展览的人数达30万之众!第三、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确定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及其所属岛屿礁沙之名称,原“南沙群岛”改称“中沙群岛”,“团沙群岛”改称“南沙群岛”,并向全世界公布了南海诸岛新的标准地名。(注: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新中国没有完全沿袭国民政府的命名,如在政府声明中仍然称“南沙群岛”为“团沙群岛”,后又改为“南沙群岛”。)

  1949年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国民党害怕解放军渡海围歼太平岛守军,迅速将太平岛守军撤到台湾。1953年,国军重返太平岛。

  一晃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世界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东欧激变,苏联崩溃,随着柏林墙“轰隆隆”倒塌,几十年来所谓两大阵营的冷战宣告结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书写新的篇章。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并没有结束,兄弟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他们隔海相望,互相之间充满了敌视、怀疑、忧虑和猜忌,台湾海峡的气氛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硝烟弥漫,空前紧张。

  王恒杰教授被有关部门批准的南沙群岛考察计划中,并没有登太平岛的计划。他打了个埋伏。他拼着老命闯南沙,首要的目标就是太平岛。他说:“这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以大陆学者的身份登上太平岛。”他在申报计划时,把这最重要的一点隐瞒了。他知道,这是严重犯规。同时,他也知道,正式申请,百分之百被“枪毙”。太平岛对于大陆人来说,是绝对的禁区。可是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考察南沙群岛却不能登上最大的岛,等于没去过南沙群岛。这个风险值得冒。

  渔船带着遗憾绕过双子群礁,进入郑和群礁,太平岛已是近在眼前!

  登岛前一天,渔民们发现,王教授心事重重,仿佛有许多话郁闷在心里,满脸的踌躇。对于登太平岛的后果,他实在没有把握,毕竟太敏感,毕竟没有先例,他老头子可以豁出去了,可连累了这些渔民怎么办?他有些犹豫。是不是请示一下家里?

  “给我接通指挥部。”王恒杰对船长陈在清说。

  镇渔业指挥部接通了。

  “请接海口。……”王恒杰拿过电话说。

  对方是海南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下面是相隔南中国海和海南岛1500公里的一场对话,气氛颇为紧张。

  “我要登太平岛考察。”王恒杰说。

  “你事先没有计划。”对方说。

  “我现在认为有必要。”王恒杰坚持。

  “建国以来没有这个先例!”对方说。

  “没有先例可以创出先例!”王恒杰不认为理由成立。

  “不管怎么说,绝对不能上岛!”对方斩钉截铁地说。

  “……”

  话说到这种地步,便僵在哪儿了。

  对方意识到,王恒杰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用命令式的口气肯定不行。对方规劝道:“王教授,这件事太敏感了,弄不好,人家说你叛变投敌,可是一条大罪状啊!”

  一听这话,王恒杰生气了。他说:“你不要吓唬我!我只是上岛考古,怎么能说是叛变投敌?!岂有此理!”

  “王教授,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还这么书生气。你说你是去考古,下次文革一来,你跳进南海也洗不清呀!再说,如果台湾驻军说你是中共间谍,把你抓去怎么办?”对方连唬带劝。

  王恒杰不吃这一套。“不管怎么说,我是主意已定,非去不可了!”

  “你一定要去,我们决定不了,得请示中央。否则,后果自负!”对方态度严厉,绝不让步。

  王恒杰也生气了,铁青着脸,“砰”地一声挂了电话。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冲着大海喊道。

  他认为,他这不是乱来。南沙群岛考古,是他的宿愿,更是他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果不上太平岛,他将“前功尽弃,空手而归”!而且,他认为,他的行动,“是绝对的爱国主义”!

  王恒杰的”爱国主义“感动了在场的所有渔民。他们看着这位年已花甲的独臂老人,不禁要问:他图得是什么呢?没什么可说的,他们一定要把王教授送上太平岛!

  可这时,有人问船长:“王教授登岛时,万一被岛上驻军打死或打伤怎么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回去怎么向省里县里镇里交代?”

  本来支持王恒杰的陈在清被这一问,也犹豫了。王教授出了事故,回去真是没法交代。看着船长沉默的脸色,其他渔民也不说话了。渔船是私人股份合作购买的船,船长既是船老大,又是老板,更是整条船的灵魂,船上重大的事儿,他不发话,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出远海捕鱼,船长对全船的人身家性命担负着天然的责任。--不论是北京来的独臂教授,还是船上的父老兄弟,他都要一个不缺地带回去,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他们这一代潭门镇渔民到南沙捕鱼拾螺,风险要远远大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父辈。他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风云变幻暗礁险滩,还有凶残的海盗和外国占领军。1984年以前,政府对南沙群岛实行海禁政策,不允许渔民前往南沙捕鱼。而且,这种海禁政策比任何朝代都实行得彻底,因为没有任何朝代把渔民管得像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那么彻底。1984年以后,国务院批准南沙捕鱼,潭门镇渔民才开始继承先辈遗产。1988年,中国海军进入南沙群岛,渔民欢欣鼓舞,以为这样以来,在海军的保护下,他们的安全便有了保障。然而,事实却不如人意。渔民说,他们去南沙是越来越没有了安全感,虽然中国占领了七个岛礁,南沙水域还经常有中国军舰巡逻。这七八年的心酸和恐惧真是一言难尽!

  “大家不要为难。”王恒杰站起来说,声音低沉。“本人这次来南沙,已作了种种考虑。在海口时,我已经安排了后事。万一有一个好歹,与大家无关。太平岛考古是我此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游我也要游上岛去!”

  大家没想到老先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没想到老先生有如此这般视死如归的气慨。考古,不是作学问么?怎么会弄出如此这般悲壮的场面来?

  “这怎么行!”

  “这怎么行!”

  大家一片惊呼!

  “怎么不行?”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件救生衣,好像是说,今天的情景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我会游泳,千儿八百米难不倒我。”

  “……”老先生当了真,大家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请大家放心,只要我能上去,就一定会回来。如果被打死了,请船长向省府通报一声就行了,遗体海葬,不必送回大陆。”王恒杰安慰大家的同时,托付了后事。

  风萧萧兮,--老人神态傲岸,左臂的空袖管在风中飘舞着。

  他在等待着渔民的回答,但是他的眼神告诉大家,他登太平岛的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渔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或许拿回大陆去说,人家也不会相信,一个北京来的教授,一个花甲老人,一个独臂花甲老人,一个可以叫父亲的独臂老人,居然和他们这些喝南海水长大的渔民较劲,居然要在众目睽睽下游上太平岛!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仅仅是为了生养他们的南中国海!这样的安慰和托付比痛骂他们一顿比用鞭子抽他们一顿还难受!渔民也有自尊心。尤其是船行南沙,这种自尊心屡受侮辱和伤害,某些情绪远远胜于大陆的国民。

  此情此景,搅热了年轻渔民的血。

  “王教授,你别说了。说什么我们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渔民小何说完,呜呜地哭起来。

  “小何说的对。那么多年轻人在船上,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游水上岛,这不会让台湾军人笑话吗?”另一个渔民说。

  “谁说让王教授一个人游上太平岛了!”

  “我们应该帮助王教授上岛。”

  “船长拿个主意吧。”

  大家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了陈在清身上。

  陈在清是个稳重的人,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他在船上有着很高的威信。他平时话不多,但是,他不发话,谁也不敢乱动。在海上,船长就是国王。

  陈在清沉默不言,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亚叔,让我送王教授上岛吧!”陈在清的侄儿陈泽和在一旁说。

  陈泽和明白叔父的心思,显然,大家说服了叔父。可是对于船长来讲,他必须考虑到此行危险,派谁去比较合适。

  陈泽和,二十六、七岁,复员军人,曾在海军南海舰队服役三年,与其他渔民不一样,他身上透着军人的气质。王恒杰对他印象深刻。这是个文静内向又很机灵的小伙子。

  陈在清满意地点点头。侄儿水性好,普通话讲得好,办事谨慎踏实,是最佳人选。他对王恒杰说:“王教授,我们非亲非故,天南海北,但是,坐在一条船上就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可能把你扔下不管呢?你是公家派来的,也是为国家办事,我们也有一份责任。这样吧,让我侄儿驾舢板送你上岛吧!”

  “谢谢,谢谢!”王恒杰大步上前,握住了船长的手,握住了小陈的手,连声道谢。

  船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情便这么决定了下来:第二天中午十一时准时出发。

  晚上,船长来找王恒杰。“王教授,跟你商量件事。”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明天你们要上太平岛,这可是件大事。我想按照船上的规矩举行一个仪式。”

  王恒杰在南海闯荡多年,一听就明白船长是什么意思。他说:“入乡随俗。”

  “那好,一切都听我安排了。”船长说。

  “摆案!”

  “备香!”

  “杀鸡!”

  一阵吆喝后,全部准备停当。船长设香上案,为王教授与侄儿祈祷。

  此时,月光如水,把前舱板清洗得无比圣洁。

  王恒杰也跪下了。他是个学者,同时也是个无神论者。国不泰,民不安,人的命运好坏,与人们心目中那些神灵有何干系?南海有一大堆神灵。渔民的祈祷词云:“策赐山峰布斗,明芝兴德显神,顺赞天后圣母元君,左千里眼神将,右顺风耳守海将军,掌仓掌库天仙大王,猫注娘娘马伏波爷爷,一百零八兄弟公,男女五姓孤魂。”而南海最大的神祗是“南海观世音菩萨”。都要一一拜到,碰到是谁就是谁。任何一个海神显灵,都能保佑平安。宗教的起源大抵是人的薄弱,命运的不可捉摸,自然的某种不可知,并同时感觉到冥冥中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进而成为超越各种人类知识的精神状态。无援无助的茫茫大海,比任何地方都显露出了人的薄弱,所以渔民在祈祷的时候,心中的神灵比大陆的人要多得多。在一种虔诚和神秘的气氛中,王恒杰不由自主地跪下了。他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他的一生便是不断向命运挑战的一生,要不然他不会在他的晚年只身闯进南海,干出一番让世人震惊的事情来。他说过:“我虽然少了一支胳膊,但是我决不加入残疾人协会。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残疾人。”然而,他跪下了。在他看来,这不是软弱,而是接受挑战前的一次自省。几十年边疆考古生涯,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能逢凶化吉,以致今天能来到太平岛前来完成一个大陆学者的使命,其中必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他,保佑着他。此时,他祈求着它的来临,能继续支持他,保佑他。

  "王教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标志?”陈泽和问。

  “小伙子,别着急。你看,这是什么?”王恒杰笑嘻嘻从挎包中拿出一面白底红十字旗。

  为了这次能登上太平岛,王恒杰作了充分的准备。一年前,他便问过曾经上过太平岛的一位台湾学者,怎样才能登上太平岛。台湾学者建议,“手执白旗”。可他寻思,白旗不好。一个大陆学者,打一面白旗,成何体统!他决定改成红十字旗。打红十字旗,以求医的名义登岛,名正言顺,不失尊严。

  中午十一点,准时出发。为什不早不晚,偏挑中午十一点走,这里面有讲究。王恒杰说,这个时候海面清晰度最高,岛上国军最容易发现小舢板,可以及早清楚地看到红十字旗。再者,台湾学者专门告诫。国军在太平岛周围水域大量布雷,视线好,小舢板也容易发现水雷。只有这个点走才可能最安全。

  陈泽和取过旗,跳上小舢板。王恒杰挎上他那个小挎包,与18个渔民一一握手告别。船长拉着他的手说:“王教授,千万小心,上不去,就回来,人要紧,不要硬上。”

  “王教授保重。”

  “王教授,我们一定等你回来!”

  渔民一个个上前叮嘱。每只伸过来的手,像老虎钳一样有力,仿佛说,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王恒杰感动得老泪纵横。

  “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回来。再见!”

  陈泽和刚把王恒杰扶上船,又被船长叫上大船。

  “泽和,你过来,我有话说。”船长把陈泽和拉过一旁,“教授是北京派来的人,你一定要保护好他。教授出了事,你不要回来见我!”

  “亚叔放心。”陈泽和神色严肃。

  叔侄俩的眼神刹那间碰了一下,船长心里有了几分把握,他拍了一下侄儿的肩膀,说:“好,去吧!”

  小舢板离开大渔船,朝着太平岛码头方向开去。这个方向,显然是一条航道,航道旁是布雷区,有着明显的标志。

  “小陈,船往雷区开!”王恒杰突然吩咐道。

  小陈一愣:这不是找死吗?小陈在后面驾舵,独臂老人背对着他,站立在船头,尽可能高地举着红十字旗。在一片碧蓝碧绿的海天背景下,红十字格外耀眼。

  “王教授……”小陈有些不理解。

  “别怕。我们要向岛上的国民党军表示,我们登岛没有恶意。”王恒杰没回头,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方说。

  小陈立即明白了王恒杰的意思,“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最安全”,一横心,船头偏离了航道。

  三海里,--二海里,--一海里--小舢板慢慢地朝前开,太平岛已是近在眼前。越靠近越是紧张。再往前,后果将是什么,真是难以预料。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来说,等待他的不是历史之迷,而是子弹、炮弹和水雷,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他最耽心的是小陈。小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失去父亲,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年轻人因为他这个老头子血洒南沙!

  看见椰林了。

  看见码头了。

  甚至能看见士兵了!

  越往前开压力越大,死神逼得越近。

  怎么搞的,岸上还没有一点动静?

  突然,“嗒嗒嗒--”,国军的枪声响了。停止前进!小舢板受到了警告。岛上的国军终于发现了他们。王恒杰一直绷紧的神经这才松弛了下来。“停机。”他吩咐道。按照国际惯例,“停机”就是准备接受检查。

  不一会儿,一艘炮艇包抄过来。炮艇慢慢靠近。当他们看见小舢板上只是一个独臂老人和一个年轻人时,这才放下心。

  “你们是哪儿来的?”艇上一个军官问。

  “海南岛。”小陈说。

  “北京。”王恒杰也不隐讳。

  没等国军军官再往下问,王恒杰便大声喊道:“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太平岛的中国将士万岁!”

  国军官兵非常惊奇。太平岛几十年没有见过大陆同胞。而且,可以断定,眼前这个独臂老人,不是渔民。

  “我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来南沙考古的。这是我的名片。”王恒杰主动递上自己的名片和港台报刊关于他的报道。为了证实身份的真实性,他还把那位台湾学者的名片递过去。

  军官看了王恒杰的名片和报纸后,连忙道歉:“原来是自己的兄弟同胞!王先生,真是对不起。向自己的兄弟同胞开枪,真是难为情。”

  “没关系。”王恒杰感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南沙局势那么紧张,这也是你们的职责。”

  军官并没有因为同胞亲情而放松警惕。他又讯问:“你们来干什么?”

  “我要见你们岛上的长官。”王恒杰说。

  “求医可以,见长官不行。”军官说。

  “请你务必转告你们的长官,我是考古专家,是专门来论证南沙主权的,希望能受到接见。”王恒杰坚持。

  军官见状便说:“王先生,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

  一会儿,军官跑回来说:“王先生,长官同意见面。”

  这时,码头上已经聚集几十个国军官兵。在南沙守卫岛礁,几个月见不到生面孔,别说见人,只要看到一个活物上岛都亲切,更何况来了两个大陆同胞。其中的独臂老人,还是大学教授呢!

  就这样,王恒杰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登上太平岛的大陆学者,并受到国民党守军的鼓掌欢迎。他边走边喊:“炎黄子孙是一家!南沙的中国将士光荣!”

  这一天是1992年5月23日。

  “生 死 场”?“名 利 场”?

  北京西山,渐渐变得焦红。西山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远远躲开了大都市的喧嚣,优美而宁静。一条小路把我引向了病区。

  这便是威猛刚毅的“南海独臂侠”?这便是傲视风险以命相搏的考古学家?

  王恒杰睡在一张昏暗的病床上。身体蜷作了一团。黑黑的蚊帐,皱皱巴巴的床。同屋的病友见有人来,一旁遁了。

  他1995年5月第二次进入南沙时,已不胜体力。他感到了胸腔的压迫。船在海上航行。香港记者访问他:“王教授,感觉怎么样?”

  “胸闷,喘不过气来。”他说。

  他不知道他的肺部已经出了毛病。回北京,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导致胸腔严重积水。于是就按肺结核治。三个多月下来,不见好转,反添严重。他在病床上只能侧卧,以免胸积水压迫,脸上痛苦不堪。

  后来证明,医生误诊。他得了肺癌,已是晚期。

  我见到的王恒杰,已是心力交瘁、被南海风浪折磨垮了的王恒杰。

  他已经很难恢复了。他好像永远在海上飘浮着,好像永远生活在摇呵摇的状态中。生病蜷着,渔船上也是蜷着。1995年出海的情景几乎和1992年一模一样。还是那拨人,还是那艘79吨小渔船,只是船长换了人,只是大家年龄都长了三岁。因为船小,空间有限,他的床头紧顶着柴油机排气管。排气管终日“咚咚咚”的声音、浓缩在舱内的废柴油味儿,使他根本无法入睡。初夏的南海本来就很热,再加上火烫的排气管,连“闷”带“烤”,实在没有许多人想像的那么浪漫。再看这张床,睡上一个瘦小的海南渔民倒是富余,可他这个一米七九的个儿躺上去,身体根本伸展不开,每天都只能蜷着。“闹”着,“闷”着,“烤”着,“蜷”着,再健康的人都可能折磨垮喽!更何况是一个63岁的老人,一个残疾人!

  还不仅仅是这些。

  在海上,淡水贵如油,贵如生命。别说洗衣服,就是洗脸喝水都很困难。要是有人在船上浪费水,渔民把他扔进海里的心都有。王恒杰懂得船上的规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渔民都要照顾他。可他不干。他说:“出了海,大家都一样,不能为我连累大家。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渔民偶尔不洗脸无所谓,他可不行。为了节约洗脸用水,他创造了一种方法,用毛巾蘸上水,擦完脸,再把湿毛巾封进塑料带里,防止水汽蒸发,第二回再拿出来用。那么炎热的天气,湿毛巾有一两天就沤臭了。他说:“再臭也是淡水呵!”直至臭得不能再用为止。其实,他的身体比塑料带里的洗脸毛巾还酸臭。北京的夏天,一天不洗澡都不行,别说低了几十纬度的南海了。海军上校亓玉台曾任驻南沙守礁部队政委,1992年5月的一天在永暑礁接待了王恒杰。亓上校回忆说:“那天,哨兵跑来报告,'政委,有一艘海南渔船要靠礁,上面还有一位教授'。我说,'请他上来'。”

  “见面一看,他哪像教授?除了他眼镜里透出的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外,活脱脱是个老渔民。”上校说。他那一身打扮,比渔民还渔民:戴着一顶破草帽,草帽下是一张焦黑的脸,穿着一双破凉鞋,脏兮兮的衬衣,脏兮兮的裤子,浑身的溲臭扑鼻。

  “十多天没洗澡了。”王恒杰说。进入南沙群岛后,永登暗沙、双子群礁、太平岛一路下来,既紧张又疲劳,上了永暑礁,一阵轻松,像到了家一样。

  王恒杰远比大家脏,全因为他只有一支手。每停泊一个礁盘,上下船,都要渔民背着抱着抬着。渔民倒是耐耐心心仔仔细细,生怕磕着碰着老先生,对老先生实行“特级护理”。船长有话,“王教授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在船上,王恒杰最怵的是上厕所。小渔船所谓的“厕所”,不过是后船帮边挖了个洞的去处。上厕所本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可在渔船上厕所,在风浪摇摆颠簸中上厕所,不但惊险,而且需要很高的技巧。海上无风三尺浪,79吨渔船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海航行,像一滴水一片树叶。渔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船上,与海与船已是浑然一体,大脚丫子像是安了吸盘一样,仿佛渔船旋转三百六十度人都离不开站的地方。王恒杰就不行了。年纪大,个儿高,本来重心就高;渔船一摇一晃一起一伏,把本来就高的重心又摇晃没了;再加上出了海就晕船,昏天黑地地晕船,吃不进,喝不进,一两天下来,人都变了模样,在船上行走,像是空气一样没有了重量。然后是没完没了永无休止的呕吐,一直到只吐空气。偶尔有从大陆偷跑上船的老鼠,也晕船晕得爬在那儿直吐黄水。一位海军作家在描写晕船的情景:一个战士在军舰上晕船呕吐,一伸脖,吐出了一条蛔虫。蛔虫被弹射出去,在空中急速扭动着,突然,一只海鸥俯冲下来,一嘴衔住它,扬长而去。……总之,晕船的滋味,惊心动魄,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形下上厕所,只有一支手,遭罪大了!小便完,扶船帮就系不上裤子,系裤子就立即失去重心,就这样不知摔了多少跤。船长见状,便对他说,“王教授,小便就别到后面去了,哪儿方便就在哪儿吧”。小便问题解决了,大便却只能去厕所。船在海上猛烈摇摆,谁也解不了那么准,船帮上自然有粪便和尿垢,而王恒杰必须靠在船帮才能方便。这一来,麻烦大了。他展专门准备了一套上厕所用的衣服,上厕所时穿上,上完厕所再换下来,比别人多了一道手续。这套上厕所的衣服,自然是污秽不堪。天长日久,身上的味道,可想而知。

  “勤务兵!”亓玉台上校喊道。

  “到!”

  “领王教授洗澡去!”

  “是!”

  勤务兵不由分说,拉着王恒杰就走。

  王恒杰还想说什么,上校摆摆手说,“洗完澡再说,洗完澡再说”。

  勤务兵带着王恒杰穿过菜地,来到一排大棚下。

  “这就是澡堂?”王恒杰问。

  “……”勤务兵不说话,兀自拿过旁边的一个25公斤大塑料桶。

  “就在这里洗?”王恒杰问。这里几乎就是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

  “教授,放心,在南沙,天上飞的蚊子都是公的!”勤务兵看出王教授有些难为情。

  勤务兵看见王恒杰不方便,便上去,三下五除二,帮着王恒杰脱成了裸体。

  勤务兵是个好说话的人。他一面给王恒杰准备洗澡水一面说:“教授,你知道我们每天用多少水吗?”

  “多少水?”

  “洗脸洗澡洗衣服,每人每天平均五公斤。”

  勤务兵说:“教授,我们南沙守礁部队给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让客人痛痛快快洗个澡。”

  快哉!快哉!这是王恒杰一生中洗得最舒服的一次凉水澡。

  当然,王恒杰在大澡棚里愉愉快快舒舒服服洗澡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守礁部队已经完成了对他的身份的全部调查。

  亓玉台上校三年后告诉我:“就在勤务兵领着王教授去洗澡的时候,我给舰队发了电报,询问是否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恒杰此人。舰队作出了确认的答复。”

  亓玉台上校热情接待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几天前太平岛国军守备司令的态度完全一样!他说:“作为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是起码的责任。”

  南沙的特产是:“紧张”,“警惕”,“敏感”。国军守备司令调查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国军守备司令肩上扛着少将军衔。十分凑巧,这位台湾驻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大陆驻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亓玉台上校是山东老乡。设想一下,如果两个老乡能在南沙会上一面,用山东家乡话聊上一番,那将是何等有趣。

  将军把王恒杰和渔民小陈让进他住所的客厅。

  刚一落座,将军便问:“想必二位还没吃饭吧?”

  王恒杰说:“实不相瞒,我们的肚子饿了。”

  将军立即吩咐部下拿来饮料和饼干。“随便吃一点,请不要客气。”

  将军以礼相待,热情中也分明保持着几分距离和戒备,问话带着试探的口气。

  “教授,南海考古是个冷门,别人都不愿意干,您倒干得很投入呵!”

  王恒杰实话实说。“科学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再说冷热是可以转变的。南沙问题不是很热吗?”

  将军又问道:“您对南沙问题怎么看?”

  王恒杰十分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南沙属于中国。我这次来,就是要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知,搜集更多的证据。我坚信,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南沙应该开发利用,只要海峡两岸携起手来,就一定能做到。将军以为如何?”

  将军颌首表示同意。这时,他扫了一眼王恒杰的照相机,用若无其事的口气问道:“您是不是中共派来搞情报的?”

  王恒杰哭笑不得。他甩着空袖管说:“您看我这个样子,像是搞情报的吗?”

  将军指着王恒杰的挎包问:“可以看吗?”

  这种“请求”是不容拒绝的。王恒杰说:“请便。”王恒杰非常清楚,要想完成太平岛的考察,没有将军的信任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稍有不慎,便会带来预料不到的严重后果。

  将军取过挎包仔细检查,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挎包还给了王恒杰。“请不要介意,这是我的职责。”

  王恒杰抓住机会说:“我是自费来南沙考察的,上岛是为了搜集先人遗物,进行考古研究。将军要是信不过,我们可以定一个'君子协定'。您看如何?”

  这种书呆子式的建议,倒让将军释然了。“那倒不必。不过,教授,您在岛上寻找文物,要听从我们的安排。”

  “这个当然。我们来一趟不容易,请将军给予方便。”

  同意上岛,同意接见,同意考察,这位将军可谓是通情达理,仁至义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王恒杰说。1994年,王恒杰去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南海学术会”,曾托人打听将军的下落。知情人说,他因为破例在太平岛接待了大陆学者,受到了纪律处分,已调离南沙。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嗟叹!

  由于太平岛国军官兵的合作,王恒杰不到半天的考察,收获甚丰。他拣到了汉代的陶片和“五铢”钱,宋代的青瓷片、“熙宁重宝”,明末清初的残瓷碗。

  他们要离开太平岛了。国军官兵都拥上码头,送香烟,送饮料,送饼干,小舢板都快装满了!

  一个士兵跑到码头,送来一摞衬衣,说,“王先生,这是我们长官让我交给您的。我们长官说,海上不能洗澡,穿脏了就扔掉,再换新的。我们长官希望您顺利完成南沙的考察。”

  王恒杰捧着一摞九件衬衣,心里热乎乎的。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将军叫什么名字呢!

  船开了。“请等一等!”一个刚下岗的士兵穿过人群跑来。他一面跑一面从裤兜里翻出个打火机,朝船上扔过来。“教授,送给您一个打火机,留作纪念吧!”

  “谢谢您!谢谢您!”王恒杰大声喊着。

  “再见!亲人们!”王恒杰使劲朝岸上挥手。

  “再见!”

  “再见!”

  岸上的官兵也是喊声一片。很多人一面哭一面喊。还有几个兵爬上树,远远地朝他们挥手!

  这般血浓于水的动人情景,让王恒杰老泪纵横!

  几天后,他在永暑礁用共军的淡水洗完澡,换上了国军将军送的衬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南沙考古,本来就是探险,风浪鲨鱼自不必说,还要和国军、越军、菲军打交道,再往南,还会碰见马来西亚军人。这些国家的军人都自称神圣的领土领海不容侵犯,囚在南海,真刀真枪地火气大了!越军菲军拿着过往和停靠的渔船撒野是常有的事儿。更可怕的是遇见海盗。南沙水域是海盗出没的地方。南中国海海盗,世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从海峡到周边国家沿海,到群岛腹地,海盗奸淫烧杀掳掠,十分猖獗。海盗问题让周边国家伤透了脑筋。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领土争端加剧,各国利益犬牙交错,各国对南中国海实际是争而不管,虽然多有协调,却无实效。海盗骚扰渔船商船,成了经常上周边国家报纸头版的消息。在南中国海闯荡,暗流,险滩,恶浪,风暴,外国军队,海盗,生死之间,隔着一张薄纸,不经意,轻轻一捅就破。

  孤伶伶的皇路礁。北面几十海里是越南占司令礁,南面几十海里是马来西亚占南通礁,东面紧靠着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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