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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10日 14:16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磊 梅洁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杨小凯。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在第56环上停止了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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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新兴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用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尽管在20世纪30-60年代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的强力解构,但至今仍可谓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领域进行了原创、新颖解释,并试图通过“分工和网络效果”全线贯通之。“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可谓超级雄心。

  无论如何,杨氏却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刻的到来了。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布坎南也再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杨小凯学术研究的关注。对中国、东欧和俄罗斯转轨的共同兴趣与交叠共识,也促成了杨小凯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中心访问(杰弗里.萨克斯时任该中心主任)。在杰弗里.萨克斯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这位“世界发展的大脑”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在北京,杨小凯去世后第二天即7月8日9时30分,一个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员共同参加的悼念座谈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海闻、陈平、周其仁、宋国青、姚洋等中心教员,以及钱颖一、徐滇庆、李稻葵、汤敏等著名经济学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气氛中对杨小凯进行了缅怀。

  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1981年就开始与杨小凯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告诉记者,尽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务,茅于轼、吴敬链、樊纲和张维迎也都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电话,12个小时后那么多人都赶来了,这实在说明了小凯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

  国内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实务部门感受到杨小凯的超群思维力量,却是因为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那场石破天惊的论争。论辩行进中,也就是杨小凯在国内精英阶层中普遍性影响力的构建时。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争论的开始是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1)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2)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3)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以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论据部分,杨小凯从仍在暗涌不息的历史河流中采撷到了不胜枚举的案例对其论点进行了实证。比如:1)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2)苏联为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迅猛而后来又急剧趋缓;3)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后来的金融危机。

  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就在众人震惊、激赏之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对好友的观点公开表示了“不苟同”,并洋洋洒洒行文万言写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浑厚内力跃然纸上。

  林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分别回击。其文以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文最后结论认为,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随后的几个月里,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内力公开大比拼”,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到后来,没有人关心谁胜谁负,只是众人的心里,又多了两个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谈会上,林毅夫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从2001年被诊断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里,杨小凯的爱徒,现台湾中原大学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宁助理教授见证了全过程。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曲回忆说,就病理治疗而言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在澳大利亚接受化疗,服用IRESSA,然后经杰弗里.萨克斯介绍了多位在波士顿的资深医师进行咨询;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反复,筹集资金飞赴洛杉矶尝试GVAX疗法,后发现不合适进行该项实验性治疗;回到澳大利亚后,服用一江西抗癌土方,效果也不明显,直到最后一次接受化疗。

  曲还告诉记者,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在先生身上看到灰色,有的只是乐观和奇迹。

  墨尔本是个鸟语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杨小凯的住处就在莫纳什大学东北11公里一个晚近开发的社区里。确诊后,他开始学习康德,并笃信基督教。他每天去离家不远的森林散步两次:早上是6?30出发,8:30回来;下午3:30出发,5:30回来,这四个小时,是他主要的会客、辅导学生和思考的时间。当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还会去爬山玩飞盘,有时还会去海滩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声音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就是这三年里,杨小凯建树依旧惊人:1)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3)在美国、澳洲、中国内地和台湾进行了六次短期课程;4)写作两本经济学教材;5)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进行多次讲演。

  而出于纪录超边际分析方法历史发展的目的,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为杨小凯做一些录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从1968(当时20岁)到1978年,杨小凯受了整整十年牢狱之灾!艰苦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和机械学。“那种精神力,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经平反的杨小凯受到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推荐,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里,杨如鱼得水——师从国际贸易顶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只用四年时间就成为莫纳什大学的高级讲师。

  曲告诉记者,尽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杨小凯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这些早年遭遇。而徐滇庆则认为,安静并不表示忘却。“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段特殊的经历其实是每一个留洋的中国学者都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时我们已是成年人,思维模式和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区别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杨小凯遭灾最重,经历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彻底强健。”

  春华秋实,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杨小凯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经济后学走不出的背影——无论我们意识得到,或者意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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