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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兴国
杨小凯在其《新政治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一文中曾就“自发秩序”理论引证伯克(Edward burke)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是这样的：“他(伯克)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
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杨教授由此而感叹说：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熟悉杨教授理论的人都知道，杨教授是一个虔诚的和坚定的“宪政主义”者，是一个“自由市场”理论的捍卫者，是一个对中国政府采取毫不保留的“批评态度”的人，幸运的是，社会毕竟是演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便扣帽子，打棍子的行为已经没有“存在”和“盛行”的合法舞台了，理论的激烈争鸣将越来越有益于人们对于真理的探求，只要这种探求是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冲动的，破坏性之上的，都将有助于揭开罩在“真理”头上的重重“面纱”，我非常佩服杨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敢于直言的勇气，虽然我对他的某些理论和某些文章并不苟同，首先，我觉得象他这样的“新自由市场主义”是过多的迷醉于“个体的自发秩序”生成能力，就好象1929-1933年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同样迷醉于市场无所不在的和无所不能的自我调节能力，按照当时的时髦理论，市场永远不会过剩，政府完全可袖手旁观，任何政府对市场的介入都会造成“把水搅浑”的恶果，但是，事实是，是剀恩斯的宏观干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凯恩斯主义也一样逃脱不了“日渐式微”的命运，但是，直到现在，他的影子还是无处不在，杨教授的思想显然是受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思想的影响，在三十年代的孤独和寂寞中，在计划经济正显现出生机勃勃的燎原之势时，哈耶克完成了他第一本对“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他在这本著作里指出“企业家行为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 (见汪丁丁的哈耶克“扩展秩序”初论)，虽然这一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默默无闻，但是最终却无法阻止它的声名鹊起，我们应当承认哈耶克主义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至少他睿智的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任何想当然的认为找到了人类社会安排的终极真理都是可笑的，人类社会必须靠所有个体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而自发生成，历史也同样证明他是有道理的，苏东及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失败便是鲜明和富有说服力的佐证，但是，当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当信息大潮逐渐冲击“信息不对称”的边界而席卷全球时，当一切都将被或试图被数字化时，当人类渐渐洞察到自己以前从来不敢想象能够找到的遗传密码时，难道说，人类真的无法找到一条合理安排人类社会的“终极”秩序？蚂蚁或许永远也无法了解蚁窝是按照什么力学原理制造的，但是，否认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屋是按照什么力学原理建造的却是非常可笑的，蚂蚁要想改良自己的蚁窝可能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演进，而人居住环境改变的速度却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不要忘了，人虽然是一种动物，但是，之所以他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就在于人有思维的能力，有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的终极欲望，哈耶克总是嘲笑人过多的迷醉于自己的理性，他曾指出：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他还指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见汪丁丁的哈耶克“扩展秩序”初论)但是，我就糊涂了，不知哈耶克如何看待生物学家正在试图改变人的基因的构成而生产出许多“鲜活”的产品甚至包括人本身，不知他如何看待人类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诸多突破，不知他如何看待现代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数学，电子，物理和生物学的趋势，难道“计算机社会主义”真的是那样遥远的“空中楼阁”？就人本身的生成而言，即使运算最快的计算机，要将组成人的材料经过无数的试验性的拼装，生成这个“鲜活的充满智慧的”客观存在，我看也要经历无数年，但是，这个过程，却被自然实现了，难道自然是具有无穷的，更深邃智慧的某种存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生成人的某种“配方”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还无法真正得到。试想，在每一次人类技术大发现之前，人都无法真正想象到这种科技突破实现的可能性，往往把这种“想象”都归结为“幻想”，但是，毫无置疑的是，这些想象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千万不要低估了人类“建构的理性主义”和对自然以及自己本身的穿透力，正如杨小凯所言：我们目前的经济学还处于一个炼金术的时代。再多的描述性理论和再漂亮的模型都将是苍白的，面对这未知的但又绝对生机勃勃的世界，我们有时为了避免被贴上“无知”的标签而必须三缄其口。
杨教授很喜欢用英国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进行比较，进行制度性的类比，用“国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来抨击中国政府，学者和政治家的区别就在于，学者总是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夸夸其谈”，而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的可操作性”，学者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和他一样的“理性思维”，而政治家却必须面对“人群之间和个人之间认知的巨大差异性”，特别是对于有着“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我丝毫不怀疑杨教授对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占有，更不怀疑他对印度宪政历史的熟知，自从1600年英国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开始，印度便一步步受英国政治的影响，直到1947年，英国手把手的把宪政思想的衣钵传给印度，学习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制度磨合的空间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印度社会的民主和公正性还远比不上中国，那么为什么在香港就能成功呢？而为什么集权的制度在新加坡就能接出甘甜的硕果呢？其实，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就是，边际效益递减理论，当一个国家的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制度对其正面或负面影响都呈现出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制度因为规模的因素而遭到了扭曲，理论上是好的制度却结不出“善果”，理论上是坏的制度反而结出“善果”，也许有人会举出美国成功宪政的例证，而他却忘记了，美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当1620年的“五月花号”轮船载着倍受歧视和压迫的异教徒来到美洲大陆时，美洲还是一片“处女地”，这里没有任何贵族，也没有任何王权，当欧洲大陆还在为不断捍卫王权和封建专制的战争中征战正酣时，超前的启蒙主义思想象幽灵一样在欧洲荡来荡去，无法找到还魂的肉体，最后，也只有飘落在了美洲这片大陆上，和资本总是流向最可能增殖的地方一样，思想也不例外，几个世纪前的托克维尔已经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环境中诞生的，毫不夸张的说：美国是世界无意中开垦的“试验田”，不管是欧洲大陆的列强们大块朵颐的瓜分殖民地时，美国举着“机会均等”的旗帜“有福同享”，还是在列强们“窝里斗”时，美国坐收渔人之利，美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幸运的国家，除了刚刚遭受的恐怖袭击让人感觉非常同情之外，美国似乎还没有多大的烦事，就用这样一个国家来做全球的类比，显然是非常天真的，我从来不怀疑哈耶克“自发生成秩序”理论的合理性，也从来不认为“有识之士”对政府的批评言论都是“别有用心”，我只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是不是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不管别人如何判断，我总是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架构是上个世纪遗留给本世纪的，世界政治最大的一个命题，没有人敢断言，他已经找到了开启这个命题的金钥匙，因为，要维持这个命题存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空前纷繁复杂的。
对于人类社会前景的展望都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是动物性和社会性两者交替并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无法达到完美均衡发展，就在于我们必须面对人非理性的，无序的，本能的动物性一面，我想这可能也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现实源泉，之所以我们又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理想前景，就在于人的血液中还流淌着另一股理性的，永不停止的，试图掌握自己命运和期盼完美的思想，历史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太阳城”，康德的“世界政府”，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幼稚”的实践，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以及苏东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最新流行的“第三条道路”，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现实和未来秩序的探求，并试图找到架构这个秩序的任何可能的规律，当我看到杂技演员蒙着眼睛在空中走过钢丝时，我一直都有一种疑惑，人脑中的平衡机构是如何在瞬间完成对身体平衡的指令，这些指令又是如何在瞬间调动所有的细胞而达到平衡，难道这个规律不能找到吗？难道不会将其进行量化和进行直观的数字式的表达吗？而就人类社会本身而言，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不就是整个社会单独的“细胞”吗？，难道这个均衡的社会结构没有它内在的可以发现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与自我“动物性”一面进行不懈抗争，不断“平衡”的历史，虽然，整个人类社会目前还处于一个以“自发扩展秩序”为主的低级发展阶段，但是，谁敢断言，人类不会从“自发扩展秩序”跨越到“自主扩展秩序”的境界呢？谁敢断言，它不会在某一个并不遥远的明天降临人间呢？而我认为，只要人类真正努力，就好象在过去所创造的无数的“奇迹”一样，这样的以“自主扩展秩序”为深刻特征的社会主义“奇迹”并不会遥远。
作者简介：1995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曾先后就职于军工企业(太原)，美国Ingersoll-rand集团及IDG(上海)公司，现居北京，曾先后发表《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几点看法》，《解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古典诗词中的“感情”》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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