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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中央政府针对去年以来经济过热趋势，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意味着现有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我国经济此次有可能真正实现“软着陆”。
但是，现在就说宏观调控目标已经实现还为时过早。樊纲指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
一些总量关系还没有实现平衡，投资规模仍然偏大，煤、电、油、运供求状况仍然相当紧张，有的地区问题比去年还严重。宏观调控不能就此结束，已经出台的一些市场调控政策还应继续执行。要密切注视总量关系的变化与今后两三个月的走势，及时进行相机抉择和适当调整，这样才能确保软着陆的实现，又不发生调控过度。
樊纲认为，有可能真正实现软着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政策反应比较及时，在经济过热趋势形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开始采取一些抑制过热的政策。在过热程度还不很严重的时候就采取“反周期”政策，一方面经济波动自然就会比较小，另一方面也就不需要“下猛药”。他形象地比喻道，好比发烧到42度，就一定要打针了，而现在刚升到38度就吃药，感冒冲剂就可以了。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就是及早发现趋势，在经济还不太热的时候就及时进行“微调”，而不是等到经济大热特热、人人都感到热的时候才采取措施，那就是马后炮了，而且一定会是硬着陆，波动较大，大家(首先是企业)受的损失较大。
樊纲提出，有望实现软着陆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的作用。尽管我们的企业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市场波动的风险认识不足，盲目性仍然较大，但这次还是有不少企业比较早就开始自我调整。中国企业家已经历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市场经济周期，又有了对日本泡沫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IT泡沫崩溃等近期国外经济事件的观察，有了一些关于经济波动的知识积累，具备一定的经济周期判断力和市场风险意识，看到“市场疯了”，就开始进行投资战略的调整。防止经济过热，并不是担心过热本身，而是担心过热之后出现长期过冷。短暂的高增长，可能紧跟其后的就是生产能力过剩、深度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必然造成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经济稳定增长，才能为企业提供一个持续稳定成长的宏观环境。这种宏观环境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所认识。
樊纲分析说，经过这一轮的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调整，一些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记取。其一，关于宏观经济状态的判断要着重看“先期指标”与变化趋势。经济过热趋势刚形成的时候不能仅仅看消费品价格是否变化了，因为价格传导机制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传递到消费品价格需要一个过程。及早发现过热趋势的意义就在于及早发现苗头，采取“微调”措施，避免经济大的波动。其二，这次不是结构问题或“局部过热”，而是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宏观经济过热。4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导致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行业产品需求的膨胀，这是一个典型的总需求过热而引发的投资品产业过热。中国的消费一直比较稳定，不会大波动，经济过热从来都是由于投资过热引起的。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要想抑制住那些产业部门的过热，必须从抓总量关系入手，控制地方的城市建设投资，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等等，而不是仅仅限制那几个产业的投资，不是靠所谓的产业政策，否则对那些部门的投资品需求仍会扩大，人们仍会具有进一步扩大那些产业生产能力的动机。
樊纲表示，市场经济也会有波动，经济过热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虽然非国有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在乎自己投出去的钱，投资活动本身更有效率，但是它们的理性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心理预期的变化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以为搞了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成了投资的主体，就不会有经济波动或投资过热了。美国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还刚刚又经历了一个IT泡沫。我们这个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更容易出现经济的波动。“半年多来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取得的成效表明，针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还是要用不同的调控手段”。樊纲说，这次经济过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由各地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是由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推动的。由于我们的地方经济不是自治体，地方政府事实上不是自负盈亏的主体。现行体制是国有企业加政府，国有企业改制了，但政府行为不规范，不能量力而行，缺乏约束的问题还在继续。针对这些缺乏财务约束的行政主体，经济手段显然是不起作用的，而只能采取一些行政措施。这些都与体制相关，但体制在短期内改不了，所以还是得在给定的体制基础上想办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包括采取行政措施。“采用市场手段”要看所针对的是不是市场主体，不能成为一种“唱高调”。
作 者：仲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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