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周刊记者问：索罗斯先生，您的名字已成为商标。您认为它代表什么？

　　乔治·索罗斯答：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破产的人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问：您作为公民曾对索罗斯这个投机者的做法表示遗憾吗？

　　答：不。我是在金融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我从不为了盈利而进行肮脏的交易。由于我始终遵循市场规则，我不认为在我的经营活动中有一些不道德的东西。

　　问：但金融投机活动尤其可能对弱小新兴工业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损害。

　　答：那是肯定的。但我不认为，我可以通过我个人的投资政策来改变这一点。

　　问：如果您以身作则，情况会怎么样？

　　答：这可能无济于事。我不做这种交易，其他人也会做。单单我一个人不能治愈金融世界的疾病。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错误的看法，即我们可以信赖市场参与者的纪律。

　　问：金融和股票市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崩溃吗？例如发生新的亚洲危机？

　　答：是的，因此必须对市场进行监控。令人生气的是，某些监控人员对将来市场上发生的事情的监控可能比市场本身的调控还糟。因此，中央监控是错误的。由了解市场情况，并且能够在中央银行和市场之间充当调解者的机构来监控比较好。

　　问：谁在阻止这种新的金融结构？

　　答：市场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市场会完美地调节一切。

　　问：但全球因特网泡沫的破裂不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最好证明吗？

　　答：我愿意赞同这一点，我也不反对市场。但公共利益和市场思维之间的鸿沟与贫富之间的差距一样在扩大，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偏爱其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但应该建立一种让边缘地区也分享成果的体系。如果边缘地区不受益，这会对资本主义的中心产生消极的反作用。因此，我们面临选择一个更好的世界还是选择一个更糟的世界。

　　问：您认为某些德国人对欧元的担忧有道理吗？

　　答：从长远来看，没有共同货币就不会有内部市场。因为固定的汇率可能崩溃，可变的汇率可能变化太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实行统一的货币。管理欧元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但总的来说，实行欧元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不过这不阻碍我对欧洲中央银行继续提出批评。

　　问：欧洲中央银行做错了什么？

　　答：强调同通货膨胀作斗争太少。欧洲中央银行在欧洲和世界经济中有一定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应是其使命的一部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欧洲中央银行作出的利率决定总是有些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而美国中央银行往往比市场发展领先一步。

　　问：您对美国新政府有什么期望？欧洲人应作哪些调整？

　　答：我感到很不安。美国新政府打算回到冷战时代：太空导弹防御系统应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格言是：我们保卫我们想保卫的东西，我们不保卫我们不想保卫的东西。这恰恰是老的军事方针。

　　问：布什提到新的威胁。

　　答：我并不完全反对武装力量。但强调军事实力和军事优势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会因此而作出一种会自行成为现实的预言。寻找敌人的人会找到敌人，并且也会与之进行斗争。

　　问：您现在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在为民主党人摇旗呐喊？

　　答：我也对克林顿政府提出过批评。我对美国和世界的发展有另一种设想，即通过建立开放的社会来预防危机。布什不接受这种想法，他寄希望于美国的优势地位。在短期内这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着眼于本国利益，然而美国的利益不一定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世界其他国家将捍卫其自己的利益，这又会产生保持力量平衡的思想。我不认为我们能承受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布什的设想令人不安。

　　问：对此欧洲人该怎么办？

　　答：欧洲人应该谋求对美国保持更高程度的均势和独立性。欧洲各国应该更紧密地合作。联邦总理施罗德最近提出的建议指出了这个方向，只是存在这种危险，即这种发展可能导致德国在欧盟占优势。恰恰由于施罗德是战后第一位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政府首脑，他应该敏感地对待别人对纳粹时代的回忆。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对德国来说，要领导欧洲仍是困难的。(摘自德国《明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