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成功的企业家一样，美国高通公司创始人兼CEO欧文·乔科布斯总是喜欢向来访者推销自己的公司。对于67岁的乔科布斯来说，高通就是自己创业人生的战利品。从当年圣地亚哥市一家比萨饼店楼上寒酸的办公室起步，高通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无线通讯领域内的庞然大物，甚至率先在全球提出了CDMA手机的标准，这是一桩每年销售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大生意。

　　如果心情足够好，乔科布斯还会向来访者谈到自己的儿女：比方说，乔科布斯的大儿子保罗，眼下正领导着高通在无线互联领域的业务，小儿子杰夫则负责管理高通的风险投资。但是如果你试图让乔科布斯说出谁将接替自己，成为高通公司新一代领导人的话，你得到的反应常常是沉默和尴尬。事实上，尽管乔科布斯家族在高通公司董事会里占有两个席位，乔科布斯仍然不愿外界给高通贴上“家族企业”的标签。老乔科布斯的说法总是很外交：“我希望高通能继续为众多人才提供机会，不管他是乔科布斯家族成员还是外来者”。

　　老乔科布斯的外交辞令并没有什么让人费解的。在经过了近两百年商业精神洗礼的美国，整个社会普遍坚信家族和生意应当分开。这当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美国人也曾迷恋于肯尼迪家族式的金色宫殿，把包括肯尼迪、罗斯福和布什在内的名门望族子弟送进了白宫，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普遍倾向于把家族公司归类为“非美国化”的。

　　家族公司在美国遭受大众的白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经济大国，绝对与公司制时代的惟才是举有关。美国人对家族生意的铜臭味有着本能的疑虑和反感，他们极度担心在商业社会的搏弈运动中，家族企业会把不合格的人放到领导者的位置上，从而使家族利益压倒商业利益，其结果只能是股东利益受损。美国人这种对于家族企业天然的戒备心理，甚至在家族企业转变为公众公司后也无法释然。华尔街一位证券分析人士说：“华尔街通常对这类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很敏感，因为投资者总是担心股东利益最大化未必符合家族的利益”。

　　-全球500强三分之一为家族企业

　　然而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接受了华尔街的说法，整个世界就会出现真正的大麻烦。无论我们对那些“口衔着银汤勺出生”的幸运儿多么心怀不满，这个世界仍然在坚定不移地进入“二世”们从父辈手里接过金钱权杖的时代。从现在起，数千名战后崛起的一代企业巨头们将陆续退出全球经济的舞台，世界将变成年轻人的世界。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安达信公司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仅仅是在美国，就有大约43%的家族企业将在2002年前后完成权力交接。毫无疑问，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

　　现在的问题是，家族利益和股东利益果真像社会大众所想象的那样水火不相容吗？与华尔街的负面评价相反，研究家族企业管理的学者们却认为，家族企业实际上比大多数非家族企业更关注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即便是在对家族企业戒心重重的美国，家族企业的权势也绝对超出美国人的想象力。有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78%的就业机会，雇佣了劳动力市场上60%的就业者，创造了全美国GDP总值的一半。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数字可能还要高。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丛林里很少以“夫妻店”或“前店后厂”的姿态出现，而是占据了《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行榜上将近1/3的席位。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

　　事实上，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无所不在的家族企业早已控制了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从每年的10月份开始到来年的1月份，美国人星期天收看每场足球比赛的时候，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砰”地一声打开一瓶“百威”啤酒，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正在为自己所痛恨的又一家家族企业创造利润。用不了多久，36岁的美国人奥古斯特·布希就要从父亲手中接过“百威”啤酒厂的管理大权。如果这场足球赛碰巧是由福克斯电视台转播的，美国人还会无比郁闷地发现，这家电视台不过是70岁的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默多克手里摆弄的大玩具之一，而默多克手里的这些玩具最终都会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年龄还不到30岁。

　　美国人的这种郁闷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的权力交接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国台湾，37岁的辜仲谅刚刚在去年成为当地最大的私人银行——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这个举动被普遍看作是辜仲谅将最终接管父亲辜濂松全部产业的信号。

　　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交班工作也在悄悄进行，人们相信他的儿子将成为继任者，就像两年前威廉·福特接掌以他曾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福特汽车公司一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虽然华人首富李嘉诚从未公开宣布自己的接班人选，但一年多前排队抢购TOM.COM股票的香港人深信，34岁的李泽楷极有希望最终胜出。

　　在以往历史上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大迁移运动中，最坏的结局从来就没有避免过。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换句话说，家族企业在转手之后，创业者们日夜担心的噩梦终于降临：部分企业在新领导者手里不是走向破产就是被对手吞并，最极端的情况则是干脆关门大吉。

　　创业者们的噩梦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商业王国里的权力交接往往还夹杂着子女们的勾心斗角，这一点更让老一代们感到手足冰凉。为了平息子女之间的争夺，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自己的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做得更绝，它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但施瓦斯教授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

　　在大多数情况下，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上代人的经营策略做出改变。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董事长辜仲谅在海外接受MBA教育后，回到台湾加盟家族企业。辜仲谅认为，文化差距是最大的问题，新旧两代管理层需要互相学习和尊重。有段时间，辜仲谅为银行聘请了美国穆迪和标准普尔资信评估公司，他父亲最初也不太适应，而这时候他往往就要担当起桥梁的角色。辜仲谅的理由是，亚洲银行界的传统习惯是保守和缺乏透明度，但如果要让自己的银行实现全球化，就必须让投资者了解企业的运作过程。1998年，辜仲谅从微软公司拿到一笔风险投资，成立了一家宽带互联网服务公司，让父亲大为震惊，主动向儿子请教互联网的来龙去脉，这一戏剧性的进展从此改变了父子之间的关系。

　　-财富新人演绎资本新秀

　　在家族企业的历史上，欧洲人显然比美国人更有传统。瑞士洛桑商学院教授施瓦斯说：“大部分欧洲企业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代代相传的巨人”。

　　至少到目前为止，家族企业的名字仍然与人们熟悉的全球跨国公司紧密相连，像福特、强生、摩托罗拉、万豪、沃马特、菲利普·莫里斯、迪斯尼这些鼎鼎大名的公司，它们过去是而且今后仍有可能是家族企业。从即将登场的接班人来看，我们会发现他们除了出生时嘴里衔着银汤勺这一点没有什么区别以外，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通常毕业于名牌商学院，有着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验，他们的视野也要比父辈来得宽阔。而再过几年，我们就将能看到他们在全球经济丛林里或悲或喜的故事。(文/本报记者汤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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