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

　　陈晓晨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大学生布瓦吉吉在与城管的冲突过后自焚，次年1月4日身亡。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就是表面上的小事件，诱发了一场已经持续一年、掀翻整个中东的政治海啸：29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18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随后接受审判；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持续近一年的抗议示威之下被迫宣布出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科威特等君主制国家里也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

　　而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事件，还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七个月，美、英、法等众多西方国家和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共同参与的局部战争——利比亚战争，最后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死亡结束。目前，此次阿拉伯剧变中最牵动人心的一环——叙利亚局势还正在演进中；此前，叙利亚已经付出了上千人的伤亡。

　　可以说，阿拉伯剧变是2011年世界政治中的大事件。在阿拉伯剧变发生一年之后，我们怎样总结这一年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政局的变化？怎样评析此次剧变的前因后果？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近日，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主编了《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一书，集合了国内中东问题专家对阿拉伯剧变各个方面的观察研究，试图从不同角度回答上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对马晓霖做了专访。

　　“三高”引发抗议

　　第一财经日报：总体上如何评价此次阿拉伯剧变？

　　马晓霖：这是一场基于民生，而非民主，源自内力，而非外力的阿拉伯民主革命。这是应该承认的。即使现在宗教势力上台，那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是第一次颠覆威权政体，也是阿拉伯近百年来一次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是反帝反殖反封建，推翻外来压力或腐朽卖国的王权。但这次不一样，最大的成就是颠覆了一系列的“假共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领导者纷纷下台。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日报：这场剧变的原因是什么？

　　马晓霖：经济凋敝，经济危机和物价上涨压垮了一些阿拉伯国家。老百姓生活悲惨，中产阶级贫困化，通货膨胀，失业加剧。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以埃及为例，2008年20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为51.1%，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而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人口增多，社会结构也是危机爆发的原因。

　　与“三高”相对应的是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低于联合国(微博)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言之，3200多万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费用只够在北京买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深层原因，就是集权问题，家天下、一言堂、搞裙带关系，政治强人垄断了政治决策的话语权。集权导致新增财富的增长没有有序良性的再分配。国家GDP数字有的很高，但是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好处，中产阶级没有完全形成，财富形成“哑铃型”分配结构。统治阶层过着奢华生活，但是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统治集团采取高压统治，动辄就启动紧急状态法，公民的合理诉求被当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戴上“宗教极端分子”的帽子。甚至走在这些国家，处处是耳目，人们甚至不敢随便说话。社会底层弥漫了巨大的不满，整个国家是一座火山。

　　最后，一系列的突发事件爆发。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突尼斯的那个小贩也并没有挨警察巴掌，但是警察的暴力执法已经是经年累月使得人民不满，致使激起民变。

　　其实阿拉伯剧变并非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事件的结果。“打倒卡扎菲”、“打倒穆巴拉克”等口号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打倒卡扎菲的口号，几年前还有叛乱；五年前就在开罗街头提出了反对穆巴拉克的口号。只不过当局一直采取高压的态度。

　　并非“美国阴谋”

　　日报：在此次剧变初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到现在也有人持此看法，你以为如何？

　　马晓霖：美国阴谋论站不住脚。穆巴拉克、萨利赫、本·阿里等都是西方盟友，卡扎菲也已经投靠了西方。美国没有道理推翻自己的盟友。事实上，美国在整个运动中，尤其是初期，非常被动，以至于其情报机关受到了国内质疑，被质问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预判。

　　日报：但确实美国在整个事件中有自己的思路，想把“战火”引向伊朗，对反美的叙利亚和亲美的也门、巴林等的态度截然不同。如何判断美国在整个事件中的立场？

　　马晓霖：美国试图因势利导。归根结底，美国是一切考虑商业、经济利益，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并不重要。

　　突尼斯爆发事件，是美国始料未及的。到埃及爆发事变的时候，美国开始着慌。因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国，人口8000多万。谁掌握埃及，谁就掌握了中东的命运，决定了中东战与和。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在事件中，美国对军方和情报机关进行“对口”地做工作，开始时保穆巴拉克，保不住后又试图让政权平稳交接。

　　利比亚事件，美国与法国的态度有很大不同。美国在利比亚初期的态度是很消极的。但是，美国不能阻挡利比亚反对派蜂起、卡扎菲政权分崩离析。美国想要从中东收缩，萨科齐力推“地中海联盟”，视北非为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因此法国借机押宝利比亚。而英法已经军事一体化，因此把英国绑了进来。而英国一进来，又加上共同价值观，美国也被绑了进来。因此，美国并非主动介入利比亚，是被法国绑架逼得卷入的，采取的是“跟跑”策略。

　　对也门，虽然也门一直有很大伤亡，但美国只是私下做萨利赫的工作，并不公开反对萨利赫。对巴林更是如此。沙特派出美国装甲车镇压巴林平民，这按说是违反美国宪法的，但美国没有任何表示。

　　对叙利亚，美国的态度开始很强硬，但是后来变弱。不动武的理由之一是以色列不愿意战争。以色列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形容为“阿拉伯之冬”——下台的是与以色列媾和的政权，而上台的则是宗教势力色彩浓厚的人。这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很大的威胁。而这些宗教势力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因此美国对此还无可奈何。现在，北约公开表态不干预叙利亚。

　　这场阿拉伯革命充分暴露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虚伪性和投机性，显示其推行民主价值观与确保本国核心利益的两难选择。美国无力挽救盟友及无视、默许甚至纵容部分利益相关国家政府对民众革命进行弹压，彰显其“为人权而战”的虚伪性，重挫其地区威望，也必然使未来的阿拉伯新政权与其保持距离，不再百依百顺。

　　日报：怎样看待外力对此次阿拉伯剧变的作用？

　　马晓霖：阿拉伯国家打不过以色列，使得这些领导人的威信大大下降，阿拉伯民族普遍受挫感强，屈辱感强。此外，由于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巴林等长期奉行亲美政策，对以色列妥协媾和，为一国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而牺牲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严重挫伤阿拉伯公众最朴素和最原始的民族和宗教情感，使得他们从“穆斯林皆兄弟”的平权角度，将这些见利忘义的领导人视为异类，乃至视为叛徒，轰其下台。

　　日报：怎样看待美国未来在中东的角色？

　　马晓霖：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从中东收缩、转移到亚太的战略意图已经很明显。不过，美国依然在中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多国家是美国的盟国，有美国的基地，美国培训着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和情报人员。只要以色列的安全有保障，中东地区是翻不了盘的。中东仍然是美国人的天下。

　　真君主VS“假共和”

　　日报：此次剧变中有一个现象：倒台的都是阿拉伯世界中相对“先进”的共和制政权；虽然奉行君主制的约旦、巴林和科威特都出现了示威，但并没有推翻王权；相反，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还大力支持出兵利比亚，打击阿拉伯世界中的共和制国家。

　　马晓霖：这是此次革命的一大特点。君主制合伙收拾“假共和”，这看似一个笑话。这反映了阿拉伯政治生态的极端复杂性。他们的家族是通过历史上的征战建立的王国，从政治上有某种天生的合法性，老百姓从内心有对这些王权的服从。阿拉伯王权国家除了摩洛哥、约旦外，都是有资源、有钱的石油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民生问题也不错。虽然这些国家也出现了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那是因为脏活累活都是外来人口做的，本国人不愿意做。这种高失业率与埃及、突尼斯和也门的高失业率不一样。在这种高福利下，没有道理去革命，去颠覆王权。高福利是王权国家在这波浪潮中能保持稳定的重要经济基础。

　　对外关系上，这些王国和美国关系好，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为美国介入中东政治提供帮衬，还是防止伊朗的前沿。因此，传统上，美国是要保这些王国的。保住他们，就是控制中东石油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愿意把战火引向利比亚，宁愿利比亚打烂了，也不能让巴林、沙特出问题。这些王国也抓住机会，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等，在政治上显示他们崇尚民主，“抱西方大腿”。可以说，他们牺牲了卡扎菲，又干涉也门赶走萨利赫，最后试图动用“阿拉伯家法”惩罚叙利亚。

　　有人将这次阿拉伯巨变形容为“半岛革命”，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从突尼斯事变，到埃及广场革命；从海湾国家动荡，到利比亚内战，半岛电视台及其背后的卡塔尔政府扮演着致命的颠覆性角色。卡塔尔的战略是以小博大、颠覆既有秩序，争当阿拉伯世界领头羊。

　　日报：现在叙利亚的局面似乎已经成为一场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宗派斗争。怎样看待现在的局面？

　　马晓霖：现在这场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事态发展到现在的地步，性质已经变化，变成了阿拉伯内部的宗派之争，包括王权国家争夺阿拉伯内部权力之争，以及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变成了阿拉伯王权国家试图挟其在利比亚、也门得胜之势，动用“阿拉伯家法”更换叙利亚政权，争夺阿拉伯世界控制权，并遏制伊朗的伊斯兰世界内部争斗。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三个方面触动了阿拉伯王权国家的利益。第一，它是什叶派政权统治多数逊尼派人民。作为逊尼派的“宗主国”，海湾国家要为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撑腰。第二，巴沙尔政权是反封建、反王权的世俗政权，是共和制国家，这一直是海湾王国眼中的敌人。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巴沙尔与伊朗关系特殊，而伊朗一直谋求向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推翻海湾王权，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因此，现在海湾国家试图更换叙利亚政权，建立一个逊尼派政权，并切掉伊朗的左膀右臂，孤立伊朗。

　　阿拉伯世界仍然“碎片化”

　　日报：有人认为，这次剧变是阿拉伯民族继推翻王权浪潮后，又一波追求民族复兴与自强的运动，你怎么看？

　　马晓霖：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波是民族解放运动，摆脱殖民主义，推翻落后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一批世俗化政权。上世纪90年代，有一波“绿化运动”，即伊斯兰教宗教势力上升，试图走向另一端，建立极端的伊斯兰教政权，但并未成功。

　　目前的这一批伊斯兰党派已经经过了自我淘汰，变得相对温和。无论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或是突尼斯的复兴社会运动，都是按现代化方式组织、口号温和、较具包容性的宗教政党。他们也认识到激进的纯粹的宗教治理不了国家；要治国，必须顺应现代化潮流。

　　日报：这些在剧变中新上台的宗教力量会走土耳其的道路么？

　　马晓霖：此次阿拉伯剧变的出路就在于土耳其模式。尽管很多人不认同，认为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背景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土耳其模式指的是宗教管理国家，成功地把伊斯兰文化和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结合起来，把经济搞上去，进而使得东西两种文明融合，传统和现代结合，进而推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现在阿拉伯世界没有其他模式可以遵循。中东地区存在着以下这些政治模式：以色列是美国模式，阿拉伯世界无法遵循；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是某种形式的专制，而且受到西方敌视，不可能被西方接受，因此也难以被阿拉伯世界成功复制；阿富汗塔利班模式失败了；政治强人领导的共和制已经大面积被颠覆；王权模式没有任何基础。只有土耳其模式是现成的，值得发生变革的阿拉伯国家学习。事实上，变革后的政治精英也都向土耳其取经。

　　日报：此次剧变会对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马晓霖：短期影响，阿拉伯革命目前处在“裂变”时期。叙利亚是此次“裂变”的拐点。目前，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集中在以海合会为核心的阿盟手中。他们成为主角，民众成为配角，西方则成为他们借助的工具。海湾王国是决定战与和的决定性力量。叙利亚如果一换，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就基本上全被颠覆了，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政权变更。现在唯一剩下的主要的共和制国家就是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经过十年内战，还处于自我治疗期。此外，就是清一色的君主制国家。可以说，强人时代结束，进入“侏儒时代”；威权时代结束，某种程度上回归王权时代。下一轮变化可能是在君主制国家内部，不过形式上可能不是革命，而是像摩洛哥一样的改革，这是大势所趋。阿拉伯内部还会有几年的内部变革，但不会有像2011年那么剧烈的变动。阿拉伯的政治重心从北非转移到海湾地区。

　　下一步的看点是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对决，围绕伊朗核危机。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还无法解决，但是，在战与和问题上，新上台的阿拉伯领导人还无力打仗，他们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要小心地维持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

　　此外，逊尼派和什叶派争夺，也是下一步的重要主线。这既是阿拉伯内部的事情，也涉及外部的伊朗。这种局势持续不断的话，会对油价波动有很大影响。不排除有石油金融玩家从中作梗，买通反对派，操控中东政治局势，让油价持续波动、走高，来买空卖空。包括海湾国家也都有可能成为高油价的受益者。

　　日报：未来阿拉伯世界会走向团结，还是走向分裂？

　　马晓霖：此次阿拉伯革命是不彻底的。能给阿拉伯社会的进步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说。即使走了土耳其模式，也很难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阿拉伯世界仍然是碎片化的，难以有统一的政策。如果好的话，阿拉伯世界会形成一个以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但这依然是碎片化的，阿拉伯民族的性格也决定，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