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于海荣 | 文

　　为解决贸易失衡，美国提倡的新招暂未见效，但不排除G20首尔峰会上继续出现控制经常项目数字目标一类的讨论

　　20国集团(G20)领导人首尔峰会已近。10月26日，峰会筹委会主席司空一再赴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面商讨筹备事宜。三天前在韩国庆州结束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所取得的共识，将成为领导人聚首首尔的基础。

　　据中国央行及财政部透露，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与会各方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在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等领域加强合作。

　　“财长会议取得了成果。”一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会议避免了汇率问题的直接冲突。

　　不过，美国发起的一项提议，似乎是会议留下的插曲——对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设定4%的控制目标。这被视为汇率问题的变相施压。

　　由于德国、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反对，提议并未获得通过，但在最终的会议公报中，与会各国财长承诺将努力规避货币竞争性贬值，并将经常项目失衡控制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同时同意由IMF对外部不平衡实施评估，并寻找其根源。

　　尽管达成一致并不乐观，但不排除G20首尔峰会上继续出现此类讨论。对中国而言，4%的目标似乎并不是苛求，此前政府设定的目标正是此值，只是这种方式非中国所愿。

　　美韩新招

　　在会前写给G20财长的信中，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各国应该承诺在今后几年里将外部不平衡占GDP的比例降低到一个特定数值。

　　“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重，最后的数字化目标可能定在4%上下。这是因为大多数国家预计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或低于4%，或中期内将降到4%。”盖特纳称。

　　他同时敦促，拥有大量顺差的国家，通过财政、结构调整和汇率等手段来缩减与这一目标的差距。

　　这一建议得到了会议主办国韩国的支持。韩国官员对媒体表示，希望这一建议能沟通中美两国数月来在货币汇率问题上的差异。“如果讨论只集中在汇率上，顺差国缺乏灵活性，很难达到一致。如果讨论经常项目状况，可以让顺差国自行决定采用何种工具，包括升值。”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本刊记者表示，美国一直希望加强IMF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各国政策的监管职能。美国此次提出贸易平衡数字目标，就是想建立一个各方同意的标准，便于监管。

　　“这种标准本身并无任何经济学依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告诉本刊记者，从各国发展历史看，外部不平衡占GDP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客观的标准来界定。

　　不过，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看，这种标准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对中国而言，这一标准的压力要小于此前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美国国会会因为他国没有太大进展而走向极端，导致汇率战、贸易战的发生。

　　“这种标准给各国提供了缓和、协调的余地，有利于当前汇率争端、全球贸易失衡状况的缓解。”宋泓称。

　　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各国承诺“将经常项目不平衡状况控制在可持续水平”。尽管美国提出的4%的目标并未被采纳，盖特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仍表示，这次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各国就未来解决贸易过度失衡的框架达成了一致。

　　根据会议公告，各国同意由IMF对外部不平衡实施评估并且寻找其根源。但是，IMF前官员、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对此并不看好。他表示，以前一项由IMF对经常项目失衡实施更严格监督的尝试，几乎一无所获；而威胁实施这样的监督，不太可能推动存在巨额盈余或赤字的国家改变政策。

　　分歧犹存

　　从官员的反应来看，目前德国、日本、印度等国表示反对为贸易平衡设定数字目标。

　　根据IMF的统计，目前德国、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等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占GDP的比重都超过4%，日本、土耳其在部分年份也曾超过这一比例。

　　德国经济部长布鲁德雷(Rainer Bruederle)明确反对设立数字目标。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宏观经济微调和量化目标并不是最正确的方法。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也认为，设定数量目标不切实际。

　　印度财长普拉纳博-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则表示，G20需要采纳“基于各国具体解决方案的公式”，避免普遍数字目标。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 Kahn)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G20财长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恩表示，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值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很明显，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履行了承诺很容易，问题是4%对每个国家意义并不相同。”

　　他指出，一些不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国家，还有特殊情况。像石油出口国，拥有很大的顺差很正常，但对其他国家就不是这样。存在逆差的国家情况也各不相同，像澳大利亚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只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资本流入所致，没有理由要求他们降低这一比例。

　　卡恩称，接下来将讨论是否可能确定一个兼顾各国不同情况的目标。

　　“考虑到这一目标本身并无客观标准，目标的确定完全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结果。”宋泓对本刊记者表示。

　　鲁政委则认为，接下来的G20首尔峰会上，关于这一目标的磋商一定会进行，但由于德国、日本等大国的反对，要达成一致很难。

　　即便是赞成这一建议的加拿大财长费海提(Jim Flaherty)，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也表示，对首尔峰会确定具体的数字目标，并不十分乐观。

　　另外，G20特殊的成员方欧盟是否适用这一目标，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从顺差、逆差与汇率的关系角度看，欧元区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没有顺差。但是，从不同国家经济政策不平衡的角度看，欧元区内的德国则需要修正其政策。

　　卡恩称，这个问题也比只给出一个数字要复杂一些。因此各国部长决定作出承诺，让IMF通过一个更复杂的评估来确定，而不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数字。

　　中国能否达标

　　在关于贸易平衡目标的这次讨论中，中国并没有选择高调。兴业银行鲁政委认为，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对，让中国无意中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2005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以上，2007年甚至一度达到10.641%，不过，中国政府似乎并不认为4%的目标很难实现。

　　10月初IMF发布的一份报告，对各国未来数年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作了预测，预计中国于2010年降至近年来的低点，为4.697%，随后逐年上升，到2015年达到7.796%。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对这一预测提出质疑。10月9日他在IMF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为改善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中国正在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降低顺差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将这一比例降至4%。

　　“虽然这与IMF的预测值有出入，但这确是我们的目标。”易纲说。

　　这样的表态似乎也让IMF改变了观点。韩国庆州G20财长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斯特劳斯-卡恩在回答关于中国能否达到4%要求的提问时称：“这需要问中国，你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问他们，二是你可以查一下相互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实现。”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中国不应惧怕减少贸易盈余的数字目标，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做出这种调整。

　　他表示，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已经在下降，原因是国内工资不断上涨、消费强劲，以及多个产业正向内陆省份转移。“市场力量正在推动中国做出这一调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不过，在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看来，2013年-2014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低于4%的观点，有些过于乐观，未来顺差增加或减少都有可能。

　　一方面，投资显著放缓将压缩进口，推升顺差；另一方面，经常项目顺差反映了国内储蓄投资的不平衡。考虑到中国社保体系不完善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1年-2014年，中国可能出现更高的居民储蓄。而“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投资占GDP比重要有所下降，这些都会推高经常项目顺差。

　　王志浩预计，2011年-2014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会在5%-6%之间。

　　宋泓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从中国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来看，随着外围经济的逐渐恢复，中国的贸易顺差会适度扩大。虽然中国政府会通过促进进口的措施、政府间安排等方式扩大进口，但是，要实现4%的目标，还有很大难度。

　　“成千上万家企业在从事国际贸易，没人能保证他们基于市场机制的行为会达到这一要求。”宋泓称。

　　王志浩同时提醒，即使中国达到4%的目标，也不意味着可以停下调整的步伐，诸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潜力等因素，都会在中期增加升值压力。他预计，未来数年人民币将渐进、持续升值，每年升值4%-5%。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近期也撰文称，未来全球经常项目再平衡的路径，依赖于各主要失衡国储蓄投资缺口的缩小与实际有效汇率向均衡汇率水平的运动。就中国而言，政府应通过纠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弱化家庭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与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国民储蓄率，并继续推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