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明

　　《21世纪》：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但面临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詹晓宁：的确如此。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国际投资方面，中国的外资流入量在近两年达到约1000亿，2009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外资流出量在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后，达到约500亿美元，2009年居世界第六位。

　　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出口和投资高速增长拉动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限制日趋明显。从短期看，贸易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需求骤降的严重冲击；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借助出口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外部条件不再具备。

　　而在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虽在复苏，但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仍需时日。加之中国外资规模基数庞大，引进外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沿着原有轨迹继续开放仍有空间，但已不能适应下一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

　　《21世纪》：如何调整当下的对外开放战略？升级“中国制造”与推动海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应怎样结合？

　　詹晓宁：需正视国内外经济环境现实，积极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尽可能多地走出国界、主动整合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国际资源。目前，中国很多地区工业用地的供应瓶颈日益明显，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释放已近极限，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将不断加速。

　　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突破困局、再创辉煌的出路所在，而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则是一个关键。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假说，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到了海外投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其海外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目前的中国海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FDI)1：2的比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升至1：1。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将帮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突破产业升级中面临的资源、社会和环境瓶颈，以及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矛盾。从原先的“外向型”战略，到实施通过集群式、价值链驱动的海外投资的“外在型”战略，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