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即将参加博鳌论坛的保尔森来到了北京。他曾70余次来到这座城市，而此次造访的保尔森却和以往不同，现在的保尔森是身经金融风暴洗礼的保尔森，是陪伴美国艰难走出危机阴霾的保尔森，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风暴舵手饱受争议，在那个危机的年代，他义无返顾的救助了自己的老东家高盛集团，但却对于雷曼兄弟却置之不理，引起了人们对高盛和保尔森以及美国政府关系的诸多猜测。那么，究竟是袖手旁观，还是孤掌难鸣。昨天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主持人芮成钢对保尔森进行了专访。

　　芮成钢：您曾说过，您会永远与应对处理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与金融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退回去，可能这个问题您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如果您或您的同事当时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危机就不会发生或者程度会更轻些？

　　保尔森：你指的是我在美国政府的同事。有趣的事，我刚写完一本书《峭壁边缘》，这本书就谈到了这样的事情。尽管我认为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也做出了很多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可能是事后诸葛亮 。大家认为的那些错误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那时我们没有所需的权力。我确信我们是避免了金融崩溃，也就是说我们避免了一场灾难。

　　芮成钢：您认为这次危机更多地是政府造成的还是市场自身的原因？ 保尔森：我想一定会有很多批判的声音。首先，关于政府的政策带来的不平衡，美国人储蓄太少，个人和国家都借债太多，住房政策过分刺激了房产市场，我们使得拥有房产人数达到69%，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监管制度过时了，监管部门过时了，他们没有随着金融制度的成长而成长。当然就金融体系而言，金融产品过于复杂，不够透明，投资者、评级机构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需要被纠正。

　　芮成钢：提到了您犯的错误，在您的书《峭壁边缘》中提过的。大家对不救助雷曼兄弟有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不救雷曼个错误吗？

　　保尔森：不，因为我们没有从政府获得救雷曼的权力。我曾非常努力地去帮助雷曼，想阻止它的倒闭，有趣的是，在我们国家，在我给出这样的答案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尽管伯南克、盖特纳和我都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没有法律权力和紧急救助权力来处理非银行机构，在破产程序之外清算他们。如果美联储或财政部有权保证偿还债务，或者注入资金，我们并不愿意去向国会要资产救助资金，所以当贝尔斯登需要救助时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摩根大通有这样的买家，它可以和美联储一起，在困难时期保证交易账户。但是对于雷曼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芮成钢：显然，当政府决定救助AIG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理论，甚至是阴谋论说，救AIG的原因是因为高盛。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保尔森：我知道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些非常荒谬。当时的体系实际上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如果AIG倒下的话，整个金融体系会随之崩溃，我们会经历经济灾难。幸运的是，雷曼是个征兆，当我们努力救助雷曼的那个周末，我们也在同时考虑救助AIG和美林。如果雷曼有买家的话，也许美林就没有买家了。对于AIG来说，控股公司有很严重的流动性的问题，但旗下的保险公司却有不同的信用评级，那些被认为是稳定的，而且资金充裕。所以美联储可以合法地借钱给这些机构，提供过桥贷款，来阻止AIG的倒下。

　　芮成钢：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阴谋论的论调？

　　保尔森：对我来说，当时作为美国的财长，我结束了和高盛的关系，卖掉了高盛的股票，我的责任是对美国人负责。我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有知识的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都不会希望AIG破产。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再让任何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破产，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在雷曼倒下之后，如我所说，雷曼是个征兆，因为在雷曼倒下的两周内，有6个欧洲国家介入拯救他们的银行，所以我们为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林表示担心，因为要在同一个周末被收购。但就在雷曼倒下、AIG被救之后，资本市场冻结了。

　　保尔森：我为什么向佩洛西下跪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保尔森促使政府做出了财政救助计划，有传言说为了使这个7000亿美金救助方案能够顺利通过，保尔森不惜在国会山屈膝下跪。那么他究竟跪了没有？在此前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的采访中，他向主持人芮成钢揭晓了答案。

　　芮成钢：回过头看，也许在您的书里也提到了，我知道用事后诸葛亮说很容易，如果有一件或两件事情，让您重新做，您会做的不同吗？

　　保尔森：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点我在书中提到了，是这次危机来的速度，我们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定。还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摩擦，因为危机很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出现，在距总统选举仅有几周的时间里，所以信息交流是个大挑战。比如说，我说的我们是在边缘的那一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需要去找国会，去获得从未有过的处理危机的权力。那是个危险的时期，因为我们一旦去国会，我们就需要得到相应的权力，如果说我们需要却没有得到，那是真的不幸。我始终没有机会让美国人知道，这不是和华尔街、银行有关，这是和所有美国人有关。如果说体系崩溃了，付出最大代价的将是美国人。那是非常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信息交流，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当我们去国会时，市场冻结了。国会的人还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他们所作的将是在避免一场灾难。他们给了我们需要的权力，我们行使了这些权力，我们阻止了一场灾难的发生。当经济变糟时，国会和美国人说，我们赋予了你们权力，你们救助了银行，看看发生了什么，失业率上升了，但他们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谢我们阻止了一场他们从未见过的灾难。

　　芮成钢：说到去国会，你是不是在议长佩洛西下跪，促成了财政救助方案的通过？

　　保尔森：那是非常紧张的时期，如果当时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反对银行救助资金，我们将不会得到那些钱，我们将会处于无保护状态。麦凯恩曾让我失眠了好多次，我和他进行过多次困难的、氛围紧张的谈话，但令我高兴的是，他最终没有把问题政治化，他支持救助资金。他回来之后我们在内阁室开了一次非比寻常的会议，与总统、副总统和两边的领导，结果是大家惊人的一致。我们当时迫切地需要那些权力，在国会取得了进展，最后我们取得了一致。之后，人们聚集在内阁室之外，民主党把奥巴马留在了罗斯福室，在西翼，就在内阁室旁边，我担心他们出去会说些有煽动性的话，我就突然出现在罗斯福室，当他们见到我时，他们不太高兴。所以我想带来些快乐，让大家笑，我跪了下来。我说请不要毁了这个协议，她说他们不会。那确实是紧张的时刻。

　　新闻背景：保尔森的惊人一跪

　　在资本市场，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素有“飓风汉克”之誉，美国媒体认为他“喜欢埋头于数据和细节中”，做事大刀阔斧，然而正是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男子汉，当初为了尽快让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获得通过，他竟然单膝跪在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的面前，也正是这半开玩笑的一跪，让保尔森更多了几分传奇色彩，而也正是这一跪，让很多人明白了对于当时处于风暴正中心的华尔街来说是需要这样一个救市计划。 2008年9月25号，整个华尔街都被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云之下，昔日的金融巨头们都在为如何度过这场金融危机为大伤脑筋。而另一边，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正在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而展开全力游说当天早些时候，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表示，他们已经就这项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随后，当时的布什总统、两党国会领袖、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讨论救市计划。而就是在这场谈判会上，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又遇到了阻碍。尽管保尔森与伯南克先前曾无数次的强调，当前的信贷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若不尽快采取行动，市场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后果将非常严重。但是保守力量依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反对如此庞大的开支计划和对私有市场的广泛干预。国会少数派领袖约翰·波尼尔强硬地表示，美国人们选他们是为保护他们的财产，所以当他们试图通过一项方案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护纳税人的财产，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为华尔街买单。似乎是为了缓解气氛，会议结束后，保尔森竟然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面前单膝下跪，请求她的党派不要撤销对该法案的支持。这一跪被人们笑称为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下跪，不过，也正是这一跪，让人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对于稳定市场的决心与渴求。

　　保尔森：银行家高薪仍困扰华尔街

　　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薪酬在金融危机以来备受关注，特别是政府救助以后，高管薪酬更是遭到了更多的非议。昨天，央是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主持人芮成钢和保尔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认为金融体系外的人很难理解高管高薪的体系，另一方面高薪也实实在在困扰着华尔街。

　　芮成钢：您卸任之后那些银行高管们的奖金和高薪到底是怎么回事？

　　保尔森：我还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就觉得(高管)薪酬水平有些荒唐。所以想让我去捍卫什么奖金、高薪是不可能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例如我个人过去三年就没拿过现金薪酬，而且从未出于私利抛售个人持有的股份至于薪酬的问题，我认为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与薪酬的结构必须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银行的利益。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是我在担任财长的时候反复强调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书中也写到这一点。11月的时候，我和四大监管机构合作出台了薪酬指南，要求薪酬结构不得诱发过度承担风险。 芮成钢：所以一方面，您认为华尔街高管们的薪酬结构的确有问题；另一方面，您也认为向普通人去解释他们的薪酬结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有时高管的薪酬就成了替罪羊。

　　保尔森：我想说两点。银行高管的薪酬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薪酬的形式，其二是薪酬的数额。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其形式和背后结构的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公众很难理解薪酬的高昂数额，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非常规救助行动之后，整个金融体系，包括那些濒临倒闭的机构，都从纳税人采取的行动中受益。我认为美国应设立风险监管机构，享有搜集信息、审查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干预和限制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业务行为的权力。目前的监管体制只能照顾到一棵棵树木，我们需要的是能覆盖整片森林的监管体制。我想应该能通过相应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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