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的金融监管：专访加拿大央行副行长保罗詹金斯
最好的方法是将有效监管和透明的处理机制一同纳入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中
《财经》记者 钱亦楠
选择加拿大作为本次G7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东道主，可谓一个颇具意味的巧合。
此次G7会议的焦点议题为金融监管改革问题，而加拿大的金融机构以保守、稳健著称，对该议题自然有发言权——由于加拿大金融体制监管严格，加之危机中政府措施得当，稳定了金融市场。迄今为止，加拿大是西方七国集团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也是惟一未需要政府斥资拯救银行业的国家。在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可谓奇迹。
1月29日，加拿大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在访问北京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谈话中，他介绍了加拿大金融监管的经验，并发表了对奥巴马式金融监管改革、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看法。
《财经》：金融监管是危机后世界必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奥巴马也为此推出了广泛的金融改革新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却遭遇质疑，你怎样看美国的金融改革？
詹金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即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应该放在G20的框架之下。
金融改革进程有一些核心的要素：一是对资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有更充足的资本金和更优质的资产；二是流动性指标；三是设立杠杆系数上限，从而避免过量的信贷，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当然，还有增大监管覆盖面的问题，即将此前未进入金融监管体系内的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里。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与上述要素基本保持了一致，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这些核心要素以外采取合理措施。但所有的这些金融改革措施都应被置于G20的框架下来考量。
危机过后最为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合理的监管。以前有一些金融活动未被置于监管框架内，而现在这部分的监管必须到位。我把这称为“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若以加拿大为例，几乎所有加拿大商业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都是在统一的监管标准之下。这一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几乎覆盖了我们金融系统所有关键的部门。
《财经》：如何解决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的金融机构的“道德危机”以及“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詹金斯：我认为核心还是在监管。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体系以及一个透明有效的处理机制，将是处理道德危机的关键要素。
加拿大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可供学习的模式，那是因为加拿大的金融监管范围既包括了商业银行的业务，也包括投资银行的业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公开透明的处理机制。如果哪个金融机构陷入了困境，将有一整套非常清晰的流程来处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将有效监管和透明的处理机制一同纳入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中。
《财经》：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加拿大在G7会议上强调继续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但加拿大财长吉姆弗莱厄蒂却在近期表示，加拿大政府不打算给银行加税，也不会对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进行限制。原因是什么？
詹金斯：加拿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保持了强健。尽管我们通过央行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不少流动性，但政府没有花一分钱为银行注资。这其中有几大原因：我们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更高且有更优质的资产，其实际的杠杆系数上限为20∶1，这一点使它们和许多拥有高杠杆率的欧美金融机构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加拿大银行也有很好的流动性储备。所以，很多国家想效仿加拿大的模式。
可以说，加拿大的情况和美国、英国或者整个欧洲完全不同，我们的需求也因此不一样。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事实——加拿大银行系统非常健康。
《财经》：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问题上，达沃斯会议显示出人们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心情——既担心复苏进程不够稳固，又害怕通胀和资产泡沫。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你觉得应该采取怎样的退出政策？
詹金斯：我认为，目前仍有继续执行经济刺激政策的必要。而从退出政策的角度来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看到一些国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它们必须为明年以及中期目标制定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巩固财政的路线图。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财政赤字状态，来决定在未来将花费多少时间平衡财政赤字，以及考虑应具体采取哪些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财经》：在退出问题上，全球央行似乎都在看美联储有何动作，然后再决定自己如何做。加拿大也会这样吗？
詹金斯：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央行会根据这个国家的国内形势来决定应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美国的情况与加拿大相比自然有所不同。比如，美联储采取了大量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其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但加拿大并不需要这么做，我们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损伤。因此，美联储将会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采取退出政策，而加拿大央行则会根据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做出决策。
当然，我们不会无视美联储的行动。但我们对于通胀有明确的目标，也有灵活的汇率制度，因而有足够的工具在合适的时机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
《财经》：对于加拿大来说，合适的时机是什么？
詹金斯：加拿大现在的实际利率下限为0.25%。我们已经做了有条件的承诺，要在今年6月底前将利率保持在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承诺将取决于一段时期内的通胀水平。为了防止通胀，我们决定未来会在某一时刻将利率上升到正常的水平。但具体哪一个时刻上升、上升多少，将取决于加拿大经济在未来一年半乃至两年中经济恢复的情况。
《财经》：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渐涨。你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吗？
詹金斯：我认为汇率的问题应该放在更大范围的议题中加以考量，其中包括我们所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平衡问题。
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状态。一些国家有着巨大的、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则拥有过量的经常账户盈余。所谓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平衡，就是将这些盈余和赤字慢慢向一个平衡的方向调整。
这就要求改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其中包括美国必须提高储蓄率，也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巩固财政的问题，还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在逐渐由出口转向内需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调整，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需要将他们的货币升值。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配套的政策来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并保证全球经济未来的增长，而其中一项政策便是汇率的调整。
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汇率调整的问题，而应将这个问题置于一系列配合政策的框架下考量。从中期来看，这些政策将会带来一个更为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从而使所有人获益。
《财经》：在中国经济复苏并未稳固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詹金斯：我所说的并不是短期内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在中期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来平衡全球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对于中国官员治理好经济、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此外，在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转型的过程中，人民币的汇率调整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损害到中国的经济，或者从更大范围上来说，会影响到亚洲的经济。
《财经》：中国在实施一揽子刺激政策后，尤其是在9.59万亿超高信贷的刺激下，在2009年实现了8.7%的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却受到了质疑，认为这将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你如何看待这种由信贷刺激的复苏？
詹金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复苏，并再次出现高速的增长。也因为你所提到的原因，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收缩信贷。如果信贷增长仍然迅猛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来调整。
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减缓信贷增长的举措是正确的。这也使人相信，它不会继续加大经济中的泡沫风险。我也不认为中国趋紧的货币政策，会对全球经济有任何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采取适当的措施，将信贷增长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那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无论中国、加拿大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看到会造成通胀风险而引起衰退的政策。为抑制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所采取的矫正措施，实际上为长远的经济稳健增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财经》：有观点认为，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大。你认为呢？
詹金斯：这不是加拿大央行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美国经济会在整个2010年，以及2011年初继续增长。当然，这种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其走出衰退时的速度更缓慢一些，原因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需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所以，我们不认为会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在我们看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仍在积极的轨道上行进，但速度会比较慢。直到其资产负债表完成了修复，才能恢复到较快的发展速度。■
本刊实习记者黄方兴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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