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展望对话现场（来源：达沃斯官网）

　　1月27日，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新浪财经全程视频图文直播此次年会盛况。以下为达沃斯论坛：全球经济前景的实录。

　　主持人：：诸位早上好！现在我们可以准时开始年会了。我的名字叫马丁·沃尔夫，是金融时报的。我非常高兴曾经主持过几次论坛的会议，我觉得会议都是开得非常激动人心，对我来讲我感到非常高兴担任这个任务。今天的主讲人组成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我们的题目也是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混乱的状态。现在的情况和一年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我们希望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在走出衰退之后，短期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我们应该有机会讨论今后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在我介绍主讲人之前，我首先先给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会议比较长，有机会在最后20分钟让大家提问题，一直要开到中午12点，之后你们也要留在会场，因为南非有一个启动仪式，大家都知道他们启动的是什么，这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仪式。

　　现在介绍主讲人，从左边开始，约瑟夫·阿克曼是德意志银行管理会主席，是金融界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他是幸存者，在过去两三年之后，对这些幸存者我是感到非常钦佩的。下面是劳伦斯-萨默斯，美国的前财长，现在是所谓的国家经济理事会的主任。是白宫总统办公室主经济师。克里斯汀·拉加德是法国经济、工业和就业部长。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卡恩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管理主任。朱民先生是央行银行副行长，是银行管理两万五千亿，非常重要的嘉宾。还有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是印度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40年是我第一任领导，我曾经在世行工作过。还有日本的大臣之一，国家战略部长千古尤人(sengoku)。关于短期走出衰退之后的情况，我的同事也一个缩写，所谓复苏的缩写LUE，L是欧洲的复苏情况，U是美国，E是新兴国家。好像这个缩写挺有意思的。

　　在混合的情况，关于过热的状况，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刺激政策是否要撤回，而且应该如何区别对台，应该如何成为，这也要取决于我们看经济复苏是不是真实的私营部门已经走出衰退，还是在刺激政策的帮助下走出衰退，现在世界上目前的这种状态，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过去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看到这情况，因此看我们如何走出这种情况，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很多问题，比如说汇率问题，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还有G20所触及的问题，所谓新的多边评估系统计划还有新的全球金融机制，金融界的改革，去年有一个规格，带来了震惊，世界各国对于美国总统宣布的计划都感到很震惊。现在中国、印度的持续崛起，还有西方经济模式的下滑。我做了上述介绍之后，先谈短期的经济复苏的情况。

　　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卡恩：新闻告诉我们情况好多了，而且复苏比原来设想得要快。但是我们还应该提醒大家，现在还在观望复苏，因为现在这些，比如上周美国出来的数字确实是令人可喜的，但是这种复苏主要是公共资金所支持的，私营部门的需求是比较少的，比较薄弱的。现在刺激政策是两年以前，在本论坛上提出来的，在您的领导下。

　　主持人：现在是不是到了结束刺激政策的时候了？

　　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卡恩：复苏，你刚才说的缩写很好，是不同程度的复苏，比如说亚洲是比较迅速的。欧洲和其他的地方稍慢，但是也在复苏。在复苏上有不同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特点。特别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复苏速度，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在欧洲和美国这个复苏还是比较缓慢的，有的时候停滞不前。

　　而且整个情况是不平衡的，不对称的，从资源角度讲，有的时候可能速度过慢，而且有公共债务问题，没有能够马上解决，如果时间上过于提前的话，可能也会出现新的危机。现在双位数的债务情况出现的话，经济政策说明过早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从金融方面所能用的工具已经都用了，因此不对称的现象，金融的稳定性问题，是未来几年非常重大的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当中，不是说三个月过早，我们必须要提前五年、七年来做筹划。采取行动过快或者过慢，过早或者过迟都是很难掌握的火候。对2010年在刺激政策方面必须要见到效果。

　　还有第二个问题，除了刺激政策外，我们在危机当中经常谈到的一点就是金融体系的改革，现在有了一些提议，刚才提到魏玛的提案，英国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金融改革。政治方面的动力是存在的，我的担心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忘记危机交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协调问题。金融系统也需要很好的协调，因为如果每个国家字形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总体风险就会很大，而且会给其他的国家带来问题。比如说你们只是立足于自己的国家来处理，比如你自己国家的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肯定在世界其他地方带来问题，因此这种协调，金融体制的协调是很大的重点，我可能比较担心这方面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有两个问题比较担心，一个是平衡，传统的西方还有亚洲之间究竟真实情况是什么，特别是亚洲跟中国。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加速有些政治压力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三，我们需要加以协调。G20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筹备一份报告，找到解决办法，对改革提出建议等等，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要把各种不同的提出的建议要加以协调。

　　主持人：现在我们谈到金融制度改革，待会也会谈。现在请法国部长谈谈，非常想听你讲讲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说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不是撤销刺激太早呢？

　　克里斯汀·拉加德：我同意这个原则，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主意，现在时机的掌握非常关键，给大家举三个例子，过去曾经是使用三T的原则，暂时、目标明确且及时，我现在按照三个R的原则，就是要搞复苏，要把刺激方案撤销，继续改革，使我们的新机能有灵活性，出现风的时候就能转。第三个是恢复公共债务的良好情况，要掌握好平衡，也就是说复苏要继续进行，改革要持续下去。还有恢复公共债务的平衡，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平衡。

　　第二个例子也是时机很关键的，你刚刚提到这点，怎么样既照顾公共的焦虑心情，同时又保证好银行界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他们的平衡。重新符合公众的意愿，这是很大的实际问题。

　　第三个实际问题，其他人也谈到了L的形状不一样，但是欧洲增长比较板的，和新兴市场相比会比较慢。这清楚地看到一种像是要做大调整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迹象了，问题是怎么样监管好领导力，要有力，同时要防止过热，不管是经济上过热，还是社会政治方面过热，就看你是在快速增长还是慢速增长的过程，所以是时机的问题。

　　主持人：一会还想再谈谈欧元区的情况，现在想谈谈L是大写还是小写的问题，但是下跌的情况对很多国家是很糟糕的，起码对法国是这样的，法国是欧洲的大国，当然还包括英国，祝贺你们在危机当中是锐气还挺强的，现在请讲话，你感觉很不同的，您没有下跌那块，走多大的路，印度你们增长稍微放慢一些，所以你觉得印度的前景在今后一年会是什么样的？

　　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感谢马丁，当然在GDP上没有很大的下跌，就像你所说的经过四年，我们是增长力9%，今后两年恐怕会是7%，在国内如果习惯了9%，即使是增长放慢速度，人们也会感到关注。毫无疑问我们经济和亚洲很多其他经济一样，在危机当中基本上过得不错的。我们假设如果能恢复到某种全球的正常状况的话，可能是新的正常而不是原来老的正常。我们希望今后几年，尤其是四月份新的财政年度之后，我们会从7.5%的增长率增加到差不多明年的8%以上，再恢复到9%。当然是有很多问题，要看全球新的秩序无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出口需求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恢复到9%，但是我们的回答是这将是国内的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因为国内投资取代了本来是由出口换得的增长，所以这个投资必须是投在基础设施上，现在是印度很缺的一个方面。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项目，要看我们在国内的融资机制能够支持这些投资，同时还需要有一些外部的资金来源等等。我们不会像过去那种完全的顺差，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逆差，这个逆差不会超过GDP的2.5%，所以资金的流动出现了以后，这个问题不会太大。

　　我们现在碰到的大问题，和其他一样，就是退出战略，我们和其他地方一样，也采取了刺激措施，看看财政上的赤字有多大？把中央和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在每两年当中都是增加了3%，我们受益于稍早印度高成绩和马成条约的规则相比，我们情况不是特别好，现在赤字情况不是印度，是其他情况，是低于美国，所以债务比例不是差得很大。人们担心我们宏观经济，这些担心不应该存在的，我们信心说得很清楚，在中期内恢复到更合适的财政政策上，我们的看法现在这种是不行的，现在要把中央和地方的赤字加在一起，差不多达到GDP的10%，我们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我们逐渐要降下来。同时我们希望看到持续的投资的反弹，好像我们经济在短期内的成功业绩已经建立起了私营领域的很大的信心，现在亚洲人的情感有了很大变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可能我们应该更担心一些。事实上投资现在是停顿，在供应方面，这些经济体已经显示出是有能力增长的，所以在供应方面不是问题，只是确保全球的需求的重新平衡，是适合于我们需要。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主持人：这说得很重要的一点，要强调主权不仅跟债务有关，而且跟GDP的分母相关，因为有些国家名义增长超过10%，当然GDP再缩的话，说法没有那么大了，我可以想象有些指出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比你多得多。

　　现在从亚洲再谈到亚洲发达国家就是日本，你们是否受危机很大的冲击，现在有一些反弹，但是GDP有相当大的降低，有外部冲击带来的，所以请先古尤人(音)sengoku部长谈谈对日本的冲击。

　　sengoku：谢谢主持，我很高兴能够出席这次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会，而且感谢。我想想谈谈有关长期的前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的，讲到短期的时候，在纠正美国过渡消费的时候，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前年雷曼公司倒台，给我们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从那以后，日本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受到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就是中国增长的好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刺激政策，现在我们已经走上逐渐恢复的道路。但是我们看看日本的制造业，生产只有占能力的80%，所以我们国内的失业也是比较缓和的，公平都尽量保证员工不解雇他们。所以我们确实已经走上了全面恢复的道路了，这就是我们对日本经济的看法。

　　去年9月19号，我们完成了政府换届，这是在日本政界当中最大一次改变，日本民主党的领导人成了首相，这是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我们日本政坛120年议会民主历史当中，而且战后的65年来，还有议会成立80年来，这都是没有看到这样大规模的政府换人。讲到经济结构重整的时候，雷曼兄弟之后冲击波这件事，当然那时候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的。世界经济和日本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不仅是短期受难了，而且还会要经过中期、长期的改变，我们要做好结构改革。所以讲到经济结构的时候，政坛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不能再过渡依赖外部的需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结构，更多倾向国内需求，更仰赖于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为主导的行业，所以雷曼公司事件有可能是给我们带来机会的事情，使我们能够改变经济结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是有历史意义的。我暂时说这么多。

　　主持人：谢谢sengoku部长，我们确实要讨论这些经济结构的改变会有什么含义，尤其现在更加倾向于国内消费经济模式。大家都说了要这样做，而且在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稍微计算了一下，世界GDP70%到80%是来自于那些希望多出口的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比例降低一些的话，就会改善情况。现在再看新的亚洲大国中国，中国非常成功的实施了刺激措施，而且去年的增长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和其他人本来是挺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祝贺你们了。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有过热泡沫，显然政府正在考虑怎么样重新调整经济，以控制过多的需求，所以2010年对中国来说会有什么前景呢？可持续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朱民：我可以说中国这一年是过得不错，我们GDP的增长是达到了8.7%，但是在数字之后，结构性更加平衡了，消费增长15.6%，这是非常强劲的。再看看各个区域，东海岸区上升只有7%，是中西部增长12%到14%，所以在中国国内对区域内不平衡有改善，而且农村有了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了，高速公路、卫生保健、教育、学校，4万亿刺激措施里都涵盖了这些内容。还有社会保障体系也开始逐渐完善，这些就是数字之后的实际发生的情况。

　　再看看今年，新的挑战又出现了，第一个我想说仍然是人们对通胀的预期，通胀还没来，但是预期来了，去年中国长期的增长率达到31%，这是非常强，有大量的流动性是进入到市场来。去年中国的通胀是零点几，到12月份的时候上升到1.9%，油价是90美元一桶，还有食品价格也在上涨，我们还要再改革比如水、电的价格结构，要谨慎的是过去几个月里M1供应很强劲，就是现金的供应量增加是超过了去年总货币量的供应，就说钱多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对中国来讲在未来一年当中是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结构变革，如何解决能力过剩的问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是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投资强劲，15%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确实很高的，我们要进行进一步刺激消费，比如说进一步的建设社会保障网，来补助农村地区，以便扩大内需。我们要继续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们希望今年我们的GDP增长应该相当于投资对GDP的投资，将会有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更具有平衡的GDP的增长。

　　去年重工业加速了，16%的增长，但是重工业是12%。比如说钢铁业7亿吨，5亿吨是国内的需求。还有在造船业等等都有能量过剩问题，我们知道消费现在没了，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能量过剩问题，对于重新重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二个主要挑战是宏观管理，我们期待着将要有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增长的时期在国际方面，美国每个季度都在不断地变化，它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因此我们将继续注重宏观管理，来调整我们的金融政策，希望我们的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定增长。每年保持在8%到9%，我们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的。但是关键不是数字，而是质量、效率和结构，我们希望要有更有以消费为驱动更平衡的经济。我们可能相信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希望国际环境将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利的。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当中谈到了投资增长，在一些关键工业部门也很成功。我们再看2011年可能生产能量将会更大，就是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就此采取调整措施。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你刚才给我们的数字，就是你们可能在相当于欧洲的生产，而且大于美国跟日本，美国和日本是非常大的经济体。现在请阿克曼先生讲话，从你银行业来讲，你们是不是又开始提供款项了，你们过去十年一直在给自己公司创造利润，现在金融部门到底是不是要帮助特别是发达国家提高经济增长，你们怎么想的？

　　约瑟夫·阿克曼：我同意克里斯汀讲的，可能对欧洲来讲有特殊情况，对其他区域来讲可能有估计过于乐观的情况。大家可能知道如果看一下不同的部门，这个调整率是30%到50%，这说明为了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情况，可能需要好几年。而且现在复苏的情况还是比较脆弱的，从金融角度来讲，现在又开始紧张了，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高通胀，在世界有些国家的不动产也出现了问题，而且在贸易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要谨慎从事。银行业正在从各国政府刺激方案，央行采取措施当中受益，但是退出政策的时机对我们来讲还是不太了解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变。马丁你提到的这个调整，我们要适应中国的生产能量，中国的增长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巨大的影响，在过渡时期，从地缘政治情况，过去是超级大国统治，现在是多极化，会带来很大的浮动和变化，银行在交易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而且市场上流动性也很强，对于那些对真实经济有影响的人，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如人意。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还有问题，当然了放贷也是一个双方面的情况，如果现在对于贷款的需求可能有会有所下降，我们会关注这些统计数字，监管还有对银行奖金的上税，使得我们的放贷信用政策也变得更为谨慎。

　　主持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有很大的不定性，当然了这个与印度、中国决策人所说的挑战正好相反。现在就请莱瑞讲一下美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刚才已经谈了全球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希望从你那了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报，对欧洲的预报。好像没有说明在劳力市场的收紧，美国劳务市场比较灵活，希望你们劳务市场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增加。经济政策，作为政治问题，能否保持综合市场上上升的态势。

　　劳伦斯-萨默斯：非常感谢马丁，感谢你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统计数字，对于人为衰退的统计数字的复丝，从GDP来看，我们避免经济崩溃的政策是成功的，我的判断是GDP将继续增长，至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将有不大的增长。关于谈到就业问题，失业的水平问题，这是结构性的现象，也是跟工业部门的不同而不同的。美国在25岁到54岁之间，5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工作，这个前提是有好的复苏，至少7个人当中或者8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这个跟五几年相比，当时90%多的就业率，所以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政策，会影响我们做出决定，就是商界做出决定，同时还要强调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当中指出的，这是几天以前做出的讲话。我们首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就业，创造像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这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我是非常乐观的，对于我们支持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原因是有好几个。我们的人口多样化，一些机构得以建立，美国劳力市场非常灵活，我们欢迎各国来的人，因此我们在全球一体化当中，处于有利地位。我们希望政治上具有持久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用政策、就业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我还想再说明，我非常强烈地坚信，今天我们所制定的以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在经济政策上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率的话，大家的金融政策都不会有良好的状态。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有一点是独特的，我们的预算是每十年做一次，我们每几个季度做一次审美，这个跟其他的国家是不同的，我们相信在中短期能否保持乐观，不应该做非常迅速的金融加强，不能让债务继续有迅速的增长。这也是美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大家不能忘记。

　　主持人：我要是没有谈到这点的话，就讲讲解决方案，也就是外部的情形，尤其是人们所称的不平衡问题，这是一方面，这是不能避免的，比如中国的货币在内。你觉得这些外部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在中长期的美国经济角度来看会有什么关联呢？还是说这些问题仍然是在国内控制很好的呢？比如说外部情况不会影响你们在国内想取得的那种成果，不仅是GDP的增长，还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给人们提供工作，因为很多人在制造业是丢了工作的。

　　劳伦斯-萨默斯：我先不谈货币兑换率，由我们财政部长去谈。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的。他们还希望这样做下去，没有出口主导的国家，借债很多的国家希望减少他们的债务，这就有问题了，需要政策上的调整，否则就无法做好两件事。一件事要让需求要足够，而且把在国际经济当中经济要定位好，然后把增长率推向前进。还有如果想保证对全球公开、开放自由贸易的支持，而且抵制保护主义的话，虽然一些标准的经济上的论点里头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自由贸易。一旦如果有很多资源无法应用的话，总体需求下跌了的话，而且那种带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被采纳的时候，必须考虑重新平衡了，用IMF的机制去做，或者在中期的增长举证来看。

　　主持人：讲到长期的问题，有两点，一个是刚刚我们讨论过的，你也讲到了，过渡政策，而且由你们授权的G20国家也进行了，各方面的政策怎么协调和平衡，4月份之前做好，在改革之中走到哪一步，你自己也提出问题说？我们是不是以现在的方式做，当然大家都知道，人们都感到很焦虑，不管你怎么去形容，人们都觉得奥巴马总统上周突然这么做，你怎么觉得？

　　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卡恩：就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平衡的问题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比危机前好一些，要找一个缩影来看，大国债务很大的是美国，市场很大的是中国，美国消费者开始增加储蓄了，要很长时间，他们的行为要改变。如果这样变对平衡是好消息，对增长不是好消息，这样的话，储备多的话赤字就减少。另外一方面，中国刺激政策很有利，也就是要把出口为主导的模式转化更依赖国内经济的模式，这也是要重新平衡的。两边来看，都在好转，是不是足够呢？显然不够。再看看新的增长来源，就要问问自己了，由谁来取代美国消费者这一块，因为他们消费少了的话，人家都得看那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都希望美国的消费的下跌将会由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增长来取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巴西，还是其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增加加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要花很长时间，要有很多产品很难一下子移到国内去，像中国这样的。G20要求我们做的就是做一个评估，看看现在的情况是如何的。把各国不同的预测收集起来，综合一下，看看说明不说明问题，还是说这里头就不灵了。显然最后要看看会有不连贯的地方，就要有第二阶段，把4月份到领导人的6月份会议之间，看能不能提出一些政策，纠正不连贯的政策，现在有了这些数字，加不起来，怎么样才能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动荡，以憧憬未来。这个做法是很新的，不是以前做的预测，有可能是很有用的，但要仰赖于所有基于G20国家的合作，以及他们愿意合作，愿意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在危机当中，产生非常强的共识就是大家都愿意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们有希望的地方，当然我们要看看在实际操作上会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对全球经济来说，很有必要看到我们经历了一次国际经济危机不能由一国解决，所以全球危机需要全球来评估，要有一个远景，要看看今后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危机之后的模式是什么，显然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就你刚才说的第二点，我想稍微说几句，前面实际上也说过了。在相当程度上，危机的是缺少足够的监管、监督，银行业的监管监督，美国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大家希望改变这个体系，避免今后再发生，技术上很复杂，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如果说没有取得进展是不公平的，但是在我看来是不够的。花了12年的时间才形成了协议，我们不能再花12年再改革我们的体系，要加快进度。

　　最先进的国家，他们的政治压力很强，我理解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和其他人必须提出他们的提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保证政治意愿的动力，就像我前面说得那样，但是我们不能在不同的国家搞自己的监管和政策，必须合作起来。不仅是要搞好连贯性，不连贯会产生新问题的我就要求以协调的方式来改革。所有的提议是很有意思的，我在有些问题上是有保留看法，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在如果要作一件事情，要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不能说完全避免，肯定今后有其他的金融危机的。要想缓解风险的话就要建立起今天没有的机制。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机构是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的，跨界银行贸易，在危机当中是主要的提议，一个国家对银行有补贴，另外一个没有了，到底有没有子公司，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又在国外去产生问题。所以这种问题是要解决的，我们不能允许在改革之后，系统只是各国去解决自己的金融体系的问题，所以可能在你们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很明显，但是现实中这个方面做的是不够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用更协调的方式来看金融改革。

　　主持人：我们请来谈谈，监管是问题呢？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约瑟夫·阿克曼：是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赶快做一些事情，以恢复人们的信心，我想去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要有绝对的全球层面上的协调，各方面的协调，冲突的就是资本要求，还有流动量的要求，第二层面就是国内的。监管不大一样。有些国家开始增加新的税项，不管什么原因，或者是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怎么在全球的角度上去做。

　　第一，在全球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效率的影响是什么？第二，在管好全球银行的复杂性上面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各个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必须采取行动，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确实的实施，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交换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宏观的研究，不管是银行公司，还要看经济上要稳定银行的话，当然可以增加他们的储备，那样的话他们的贷款能力就受限了。如果你定了具体的监管条例的话，在市场上会不会影响它的流动性，这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必须开始做，而且采取行动。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不断的做出调整，因为这样，我们事情可能就会发展的更好一些，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不仅要让金融领域能够承受冲击，也可以帮助实体经济，帮助人们的生活改善。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优化的最佳化的问题，扩大效率和稳定性，大家要是觉得我们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是不行的，我们在改革方面已经走的相当远了。

　　主持人：非常好。我们请sengoku来说说。

　　sengoku：面对次贷危机的时候，雷曼兄弟事件发生了，触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被说成投资，实际上是投机，这些是投机性的行为。还有负债完全都是投机，在其背景中是一种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这个看法是大家都已经认可的。这种极端的泡沫在90年代之后，经过20年的全球化，当中重复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我们觉得应该需要有一个全球的监管中心，应该收一种国际税，对投机者收税，收税的收入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用来改善环境，不知道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否同意这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在日本，在亚洲，我们有这种文化，就是我们总是要从长计议，要看中长期的投资，这里面有一个道德主干，我们觉得用资本来促进或者是支持，或者是帮助增长，而不是通过负债。因此我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进行改革，全球不应该看投资金融交易和短期出售股票带来了全球的金融疲软。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日本要提高制造业，技术制造业清洁发展机制，还有的海洋淡化等等，这些工作我们要继续做，但是我觉得全球都应该制定长期的计划来做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日本的国家战略。

　　主持人：谢谢您。你跟法国总统那天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两个主要的工业国家都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重大改革，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可能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还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叫做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以及它对世界的影响，我先向朱民先生提几个问题，有人认为外汇达到2500亿就够了，为什么让你的储备来决定你们的金融政策？所以现在中期对外政策是什么？储备增加，汇率问题这个对世界上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中期的结构如何转变成更刺激消费。

　　朱民：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危机告诉我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是不行的，我们都同意的，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国内有社会保障问题，还有人们借款金融工具问题等等都跟这个问题有关，但是我觉得在英国，从全国到中等，用了好几百年时间。在美国，人要变富至少要60—80年的时间，我是一个传统的国家，比如说这个收入增加了，但是这个杯子只要它还能用，我还不把它换成水晶杯，我是要促进内需，但是要花时间，从国际角度来讲，美国是十万亿，那么我们是1万6千亿，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也有很大的不平衡，需要很多的国际合作来管理，使结构变化能够帮助我们促进内需，增加消费。其他的国家要减少消费，那么这样才能平衡。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的必要性，每个国家都就此开展工作。我们看到美国的储蓄上升了，而且赤字下降了，那么中国、印度正好相反，我们的消费有所上升，但是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国际合作，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处理问题。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年轻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有2亿—3亿人，他们的消费跟老一辈不一样，他们没有钱去结欠，刺激我们的消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的汇率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人们都说你的外汇储备这么高，你怎么能说你没钱呢？这是一个问题。真实问题很难让人理解，在亚洲经济危机当中，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发现自己需要有一个好的储备来保护自己，我们看到印尼、马来西亚、韩国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中国就做好准备，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在全球化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的储备系统的话，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这样。

　　另外第二点，这也是一个结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那么高的储备，储备率很高，我们的存款率很高，主要的是全球的节余等于换地方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国际合作，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中国是开放式的，愿意开展这项工作。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感觉，如果你要是给中国人每个人都花1千美元的话，他们肯定知道怎么花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还是不能理解？

　　朱民：你是不是我们要每个中国人1千美元，你是不是愿意变成中国人呢？

　　主持人：我觉得我要变成一个很好的中国人，大概不太可能。你认为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你是处在跟中国不同的地方？你们的战略是什么？

　　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我们叫话题丰富的讨论，我想简化这个问题，我想谈三个问题，首先关于对于全球的需求做重新的平衡。从供应的角度和需求角度要有平衡。比如说在西方，需求上升，刚才朱民提到了中国扩大消费，这个很好。但是他们的消费只占GDP很少。我们印度是36—37%，我们希望是增加消费。另外我们在贸易方面有逆差，我们是在G20国家里面我们是小国，但是我们也要对全球的市场做出贡献，从我的角度来讲，为了达到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对经常项目能够提供款项。

　　因此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跟我们非常有关，我们欢迎全球的金融系统当中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监管体制，我们的银行没有走到前沿来做创新，那么我认为大家都在提全球监管，这个监管可能对我们持传统态度的银行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银行还是有待于放开的，我们将会这样做。如何在全球监管带来好处，让发展中国家获益，从印度的角度讲，来做监管改革，一旦这个系统有了我们认为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流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高流动性带来高回报，这个在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来实现，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不会依赖于商业的借贷，我们如何能够来通过借款来吸收借款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们希望金融界大家如何看待这个全球化，我希望金融改革能够实现。我们希望金融改革要带来合情合理的分配资产，而且要多给新兴国家款项，而不是在你们内部的什么房贷被用掉。另外从我们的角度要提高金融方面的保护，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有一个金融稳定性委员会，现在已经变成了G20，那么这种金融的带有伪装的保护主义，不能够带来加强国际监管的效果。

　　那么现在对保护主义，大家都有一种观点，保护主义过多，但是好象保护主义这方面，也是说得多，做得少。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下滑，离开劳务队伍人的数目比失业的数目要高。这些保护主义的说法，我们希望能够只说不做，在过去5、6年当中，在工业化过程里头，向全球化的发展，主要是金融行业领先的，制造业实际上是没有那么热的，不是拼命推进多边交易，这个行业伤痛下场了，但是还会回来的，在短期工业发展中国家里头不会有很强硬的声音说要求保证一个整合的开放的世界经济。将会发生的情况，世界是否有能力抵抗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发达国家里头是非对称的状况，十年前新兴国家在降低贸易障碍，在国内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很开放，很有信心，愿意做生意。现在就要看你的政治领导的决心有多大了。所以多哈谈判也起到作用了。

　　全球行动的可信度也受到测试，就是在多哈的测试不是气候变化的测试，气候变化是长期问题，是大问题。我很难相信，全球无法解决多边贸易这个问题，这个都不能解决的话，怎么解决更复杂的气候问题呢。

　　主持人：我已经失去控制了，你把什么都给讲了。你把我的总结话都说过去了。

　　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我失去控制了，我知道我会失去控制的。

　　主持人：请多米尼克说几句？

　　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卡恩：感谢你给我发言，看看新的增长模式，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我不想什么都说，其中之一就是债务可持续性。顺差国家和逆差国家等等。

　　第三个我想强调一点，增长模式显然是低碳的增长模式，有些人感到意外，我们确实是关注的，我们看看哥本哈根，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协议等等，显然是资金问题。

　　我觉得资金问题是个大问题，但是不会大于人类几代当中，子子孙孙要面临得大问题，我们这个地球要毁灭，这个问题的解决居然会被传统的融资问题阻挡吗？不会的，我们考虑发展新的思路。发展中国家没有钱去支付气候的缓解，发达国家显然也没钱，因为他们的债务很重，危机的解决当中，负债太重了，找到创新的方法，也找到钱，这个基础就是搞绿色基金，一年1千亿美元，大家都接受这个数字，一年需要这么多钱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个基金的钱来自中央银行。当然有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个东西，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找到资金，来解决一个问题，不能把这个问题说的很大。今后的增长模式就是可持续性，这种东西不是说不重要，它们都很重要，但同时我们的新增长模式，必须是低碳形式的，也就是说资金的来源必须要有，如果没有的话，不能按照传统的，要找到新思路和新方法，我们几周之后会提出一个新方案。

　　主持人：听说另外一个大的问题，请您讲讲我知道你是非常多的参与了金融监管的问题，还有欧元区的问题，欧元区有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欧元区是第二大经济体，你说一下？

　　克里斯汀·拉加德：我首先把两个结合在一起说，多美尼克说的协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其他的协调是一样，非常难的。欧元区成立十年了，欧盟当然长得多，当然要协调好，采取同样的政策，对急迫性的看法是同样的是相当难的，是需要有纪律性。大家都同样做，欧元区大家都理解这一点的紧迫性，兑现承诺的紧迫性，每天我们都在测试。

　　多美尼克提到有必要协调，各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协调的我非常积极做这个事，同时也感到关注，我相信由于时间很紧迫，这很关键，观众的意见是这样的，有些国家需要经济发展，其他的国家需要调整，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在上升，除了这些长期的协调目标是要达到的，这本身也是很难的。我很赞赏他的工作，但是迟早要做一个和解，除了大家都要协调都采取同样的方式做事，搞同样的模式，再搞一次协调，和解，你们在这里实施的规则和其他的规则是否相同。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看看会计准则，我不想谈一些具体的细节，前39则，看看国际会计标准，美国的做法，看它的目标各种期待的话，这里头的差距相当大，作为一个取代方式，或者是最终能够趋同的话，所采取的道路，我们需要调节的做法。这是一个完美的做法，但是由于时机不够，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做。

　　主持人：感谢，现在只有5分钟了，所以我请听众提一个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几乎是四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坐在台上，承诺说中国要调整需求，要减少投资，要增加国内需求，放慢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今天也听到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承诺是不是有一点不能让人信任呢？也就是说今天你说这个话我们为什么要更相信你，你四年前，你老板不也说这样的话吗？

　　朱民：这个程序是花很长时间的，不是一夜做成的，可能我还要再做五年或者四年，但是我们在做，你会看到进展，每天都看到，每一年都看到。

　　主持人：中国是老国家，所以时间的概念跟我们不同。

　　金融时报记者：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是你平衡的战略组成部分呢？几天之前你还说过你们的货币要稳定等等，但是你货币不应该稳定，应该上升。

　　主持人：只有一分钟时间了。

　　朱民：最后终于谈到这个问题了。我需要一分半。我会承诺这个时间。兑换率不会改变整个局面，我们看到了，德国经历了，日本也经历了，你改变兑换率，不会改变全球真正的贸易平衡。第二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很大，稳定很重要，13亿人都需要工作，其中GDP70%是来自于贸易，一个稳定的兑换率，所以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当其他邻国的货币下降30%的时候，我们每做，他们上升20%，我们也没跟，这就是我们刺激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就按照匹兹堡G20会议上精神，当时说全球趋于协调退出战略，如果全球退出战略都这样做的话，中国也这样做，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兑换率、流通量，我们都一起做，这需要全球一起协调。

　　主持人：我本来非常想再谈两小时，现在10秒里说三点，这三点我们可以带走的体会。第一大家都同意最大的威胁是过早退出，晚一点倒不成问题，他们对现在经济的恢复，在发达国家里不一定那么可持续。第二并不一定要搞全新的资本主义，大家都同意金融领域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行为，当然需要协调的，而且有很多监管方面的不稳定性，显然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最后再平衡的讨论，将会花很长时间，而且会相当麻烦，起码各国说的话都没说错，因为他们都意识到火星不能成为出口市场，可能很长时间，但是很有建设性的，当然我们这些人谈的都很有建设性。所以感谢各位嘉宾，他们非常出色，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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