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 陈琴啸

　　1月25日至28日，李克强副总理访问瑞士并出席第四十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拓展中瑞及中欧互利合作，推进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也拉开了2010年中国领导人外访的序幕。

　　这届论坛年会主题为“改变世界：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意在“反思价值观、重新设计合作进程、重建相关国际机构”，着重讨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气候谈判、改进全球合作机制等议题，核心则是改进与加强“全球治理”。

　　而论坛年会恰逢两个“辞旧迎新”：一是21世纪的“00年代”已过，世界刚步入“10年代”，而中国的农历新年也即将来临；二是国际机制与国际秩序的“辞旧迎新”，西方主导的旧秩序难以为继，将新兴大国包括在内的新秩序正冉冉升起。论坛年会还具有两大时代背景：一是国际社会协力应对金融危机业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世界经济仍存在深层次矛盾与诸多不确定性；二是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日益严峻，急需世界各国通过多边机制加以全球治理。

　　当今时代堪称“全球化时代”，各国与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地球村”俨然已成。同时，人类社会无节制发展与无序竞争的恶果通过全球化而“传导”、“放大”与“溢出”，致使各类全球性挑战急剧增加，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核扩散、恐怖主义、重大疫情、网络安全、海盗猖獗、毒品走私、人口偷渡、自然灾难、“失败国家”等使“问题单子”不断加长，各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完全置之度外或独善其身，“携手合作”与“同舟共济”成为时代最强音，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渐成大势。

　　当今时代也是“多极化时代”，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使变革多边机制与改进全球治理带有很强的“大国共治”色彩。金融危机致使大国“排行榜”加快重组，国际权势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转移，西方大国被迫与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分担责任。危机后全球涌现出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七大力量中心，“一超多强”实为“一超六强”，美国虽然仍是“一超”，但 “六强”之中新兴大国已占四席。

　　多边机制是全球治理的“主渠道”，加强全球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多边机制。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却不同程度地“失灵”。对此，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达沃斯论坛有用吗”一文，强调现有多边机制“显然需要实质性改革”，不仅是因为“话语权分配不合理”，还因为“当前多边体制似乎无力解决根本问题”，呼吁“让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进入全球政策讨论核心”。

　　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失灵”形成鲜明对照，那些包括了发展中新兴大国、成员之间地位更为平等、规模适中、效率更高的新型多边机制展现出勃勃生机，“二十国集团”峰会在金融危机中异军突起，诸如“金砖四国”峰会之类的新兴大国对话协调机制亦呈广阔前景。

　　“全球治理”不仅是第四十届论坛年会的“主题词”，更是全球化与多极化“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对于“全球治理”，中国政府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

　　早在2009年7月9日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代表胡锦涛主席出席会议的戴秉国国务委员便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四项主张”。

　　“四项主张”包括：一是“治理目标”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二是“治理主体”为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各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三是“治理方式”为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照顾和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四是“治理机制”为扩大现有机制的代表性，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开展治理，搭建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而在李克强副总理瑞士之行前夕，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专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国际社会应尽快建立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各项全球性问题。强调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坚持“三要原则”：一要各方平等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和框架机制达成共识；二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三要增进理解和包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值此时局新陈代谢、万物复苏之际，面对全球治理大势，中国对外战略应趋利避害、顺势作为、推陈出新：坚持与时俱进，处理好参与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将“国情”、“党情”与“世情”更好地结合；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兼顾拓展国家利益与维护良好形象，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

　　当前，中国尤须坚守自身“发展中大国”定位，加强大国协调，团结发展中国家，细化“和谐世界”战略思想，自主稳妥、循序渐进地承担“大国责任”，增进全球治理议程设置权与规则制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