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一天睡小时”

　　两周内，中国最大规模的气候谈判代表团在哥本哈根各个场次开展谈判。这是一场对智慧、谈判技巧与身体极限双重考验的谈判。南方周末记者走进中国代表团，为您还原这些官员、专家在哥本哈根的日子

　　□本报记者 袁瑛 □本报特约撰稿 冯洁 发自哥本哈根

　　车轮大战

　　12月15日，贝拉中心C1厅，一场有关“适应基金报告”的联络小组会议刚刚结束，中国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走了出来，双眼布满了红血丝，显然，昨晚又没睡够。

　　他径直走到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与谈判处处长李高面前，有些犯难地说，“就这么一拨人，两边都得去，哪边漏了都不行，可怎么办？”令杨宏伟犯难的是谈判进入冲刺阶段，新增加的谈判组设置，让并不庞大的中国代表团有些“分身乏术”。“你先去参加案文起草，留一个人盯着大会屏幕，了解会议地点和时间。”李高低头想了想，迅速做了分工，“到了部长级会议，如果有人提新的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立场重申一遍”。“口气不需要那么强硬，也不需要针锋相对，不用批评别人。”已经参加了多年气候变化谈判的官员深谙谈判之道。

　　对于此次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大会，中国政府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阵容———逾百人的代表团，包括来自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环境部、气象局等相关部委的官员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50多人的法制团队。

　　即便这样，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也常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时候。

　　哥本哈根会议的日历已翻到了第二周，谈判也已经推进到了关键阶段。目前，工作组在各个议题下的讨论同时展开，再加上起草文案、磋商等工作，中国代表团的人手刚刚能够保证。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谈判僵持之下，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给发展中国家出了道难题，她建议：一些工作组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部长级会议上磋商。这意味着，同一拨人要在工作组、部长的层面进行讨论。

　　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们不得不飞奔在贝拉中心的各个会议间。“这种方式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跟进议题。”中国代表坦言。可以想象，百人的中国代表团尚且如此，那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将面临如何窘迫的局面。

　　相比美国和发达国家动辄上百人的团队，谈判伊始，力量的天平就已然开始倾斜。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数有限，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只关注有限议题。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如果不能跟进不同会议的谈判进程，虽然最后还有机会到大会上提出申诉，但需要重新评估这样的政治后果，小的发展中国家改变决议的机会非常小。“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避免跑到大会上去做最后申诉，那需要很大勇气。”一位中国谈判团代表说。这显然超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主攻与策应

　　12月5日，气候谈判的“中国队”开始布展。

　　在此之前，11月底开始，由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率领、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分批启程前往丹麦。

　　早在出发之前，中国代表团各个部门之间就作好了了明确的分工。其中发改委在整个代表团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并牵头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会议、长期合作行动(LCA)和附属履行机构(SBI)的工作；外交部牵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KP／CMP)讨论谈判，气象局、财政、科技、环保、林业等部门也参与其中。

　　另外，包括何建坤、潘家华、林而达、罗勇等国内十几个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也在召开主会之外的会议，主要宣传和策应政府的立场。

　　此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极、建设性地发出中国声音。解振华和苏伟在各个场合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批评发达国家。这也让中国的新闻中心成为各方媒体焦点。

　　谈判桌上的微妙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代表团的工作。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智慧和谈判技巧的考验，还接受着身体极限的挑战。

　　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分为两个工作组、两个附属机构以及两个全会。其中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是重点，两个工作组的谈判是核心。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由于《京都议定书》进展缓慢，更多的内容被放在了长期合作协议(LCA)下进行谈判，来自发改委的谈判官员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代表团的成员，特别是发改委的官员平均每天只睡3个小时。”中国代表透露说。

　　会标之争

　　谈判桌上的谈判艰巨而冗长，谈判桌下，对手之间角力也无处不在。

　　中国代表团一经抵达哥本哈根，就发现了大会会标存在缺陷———大会的会标只有CO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而没有CMP5(《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大会)。

　　不论有意或无意，中国代表团认为大会传递出有严重的误导的信息。《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公约》针对所有国家。

　　中国随即向大会秘书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此举也得到了G77集团的响应。短短一天内，会标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大会的会标早在会议前一年就设计完成，彻底更换已无可能。会场内的标志此后全部加上了CMP5的字样。

　　至少从目前的谈判进展来看，这一“无心”之举，或多或少地说明了发达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忽视。

　　气候变化是一场异常复杂的谈判，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往往渗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在一场G77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菲律宾代表引起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浓厚兴趣。这位名叫伯纳蒂塔斯·穆勒(BernarditasMuller)的女士此次是作为苏丹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成员出现在会场。而穆勒出现在气候变化大会的故事则颇具些戏剧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在LCA下的总协调员，穆勒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谈判者，对发达国家持强硬立场，然而此次大会上，她却根本没有被菲律宾政府列入代表团名单。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是美国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办法，苏丹代表团把穆勒女士列入了自己的名单，而她的助手，同样也具备丰富的谈判经验，则出现在了玻利维亚代表团的名单里。“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应对的办法。”中国代表笑着说。确保发展中国家中最优秀的谈判者能够参与谈判，这是中国代表团的技巧性选择。

　　解振华的午餐

　　12月13日，周日，大会休会。借着这个间歇，中国代表团一部分代表从已经住了十多天的酒店RADISSON搬往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3天后，温家宝总理和随行人员将到达这里。

　　对一部分中国代表来说，这意味着住得离会场更近了，睡觉的时间也可能多了几十分钟。

　　每天清晨，在发往会场的巴士上，中国代表们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补觉。目前中国代表团分散在哥本哈根三个酒店。

　　中国代表团例行的会议包括每天清晨在酒店召开的内部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流前一天谈判进展，并讨论可能出现的问题，和G77开协调会。此后就是持续到晚上的各种工作组会议和全会。

　　漫长的会议，无休止的争论，代表团的成员就这样一直忙到了次日凌晨两三点。曾参加中国以往气候谈判的官员说，他们曾在谈判最紧张时刻，每个人一天就靠干粮和一个苹果度日。

　　贝拉中心里出售的三明治、面包和咖啡，除了有普通与会者、记者惠顾外，也是中国代表的午餐和晚餐。你可以经常看到从会议现场出来匆匆买杯咖啡又赶回现场的苏伟。“吃不上饭已是司空见惯。”一位中国代表摇摇头说。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能够享受的最高待遇，也就是一盒哥本哈根中餐馆提供的普通盒饭。

　　本周三，中国代表团经过一夜谈判后，在早上七点半回到酒店，二个小时后，他们将再次回到会场，参加所有谈判。“这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说。(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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