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两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勇摘桂冠

　　□ 本报记者 许 洁

　　北京时间10月12日晚7点，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终于揭晓。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E·威廉姆森同时获得该奖项。

　　据诺贝尔奖网站公布，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在公共选择经济管理方面的贡献和威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的分析。

　　在本届诺贝尔奖项中，来自中国香港的科学家高琨因为“在光学通信领域中光的传输的开创性成就”而诺贝尔物理学奖。

　　均为新制度经济学专家

　　获奖的两位都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其中奥斯特罗姆也成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得的女性。资料显示，奥斯特罗姆在组织学理论、政治学和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均有不少著作。她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其次是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她跟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

　　而威廉姆森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他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由于他的宣传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长期以来，他认定经济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的表现不仅仅是价格，不仅仅是政策，基本的制度也非常重要。他通过案例，通过计量研究和模型来反复论证这样的观点。

　　威廉姆森著述比高斯还要多，并且还有一些非常定量化的理论模型。比如，他把组织定义为一个阶梯，如果这个阶层拉长以后，这个组织的效率会不会下降，假设从第一层到第二层有10%的损失，第二层到第三层也有10%的损失，在这个情况下有比较简单的数学推导，到了组织最后的时候，边界效率就下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性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系主任范黎波教授认为：“此次新制度经济学专家获诺贝尔奖其实是一种理性回归。诺贝尔经济学奖考虑的是专家的理论在30年后的现实社会是否能得到验证。此次回归表明，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的金融创新导致经济环境逐渐恶化，最终爆发。这也验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即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如何认定企业和市场的功能。”

　　意味着理性回归

　　此外，之前媒体广泛热议的六位热门人物全部落选。他们分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西班牙巴塞罗那庞比犹-法布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豪尔迪·加利、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格特勒3位经济学家，他们在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马修·拉宾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恩斯特·费尔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L·魏茨曼由于对目前流行的环境和气候经济学作出了不凡贡献。

　　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也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他的胜出也在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夺上爆了一个不算是“冷门”的冷门。因为在此前的各方预测中，热门获奖人前三组中，并没有克鲁格曼。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是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这个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

　　“2008年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之前经济学奖得主的金融创新、博弈论或者资产定价理论更为理性，之前的都有些太过模型化和数据化，并且假设的条件太多了。”范黎波教授表示。

　　“在中国，像林毅夫、张维迎等人都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并且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于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我认为应该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市场和企业功能地位，也就是边界问题，对于这二者的功能均不能太盲目；其次就是经济剩余分配要相对公平，不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盲目推崇高管股权激励；第三就是代理人问题，这里主要是指银行高管、国企高管道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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