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今天19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获得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爆出一个大冷门，之前包括媒体、机构和经济学家都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后花落谁家做出了大量的预测，然而结果出来之后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为什么是这两位学者折桂？这次学科得奖意义究竟在哪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次经济学奖突破经济学界限，进入政治学领域

　　芮成钢：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爆出一个大冷门，之前包括媒体、机构和经济学家都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后花落谁家做出了大量的预测，然而结果出来之后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很多朋友因此打赌都赌输了。对于这个学科的得奖，我们首先来邀请我们的评论员李稻葵教授给我们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介绍一下这个学科。李老师您好！

　　李稻葵：成钢，你好。威廉姆森的研究是处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之内，主要贡献是研究在一个给定制度的情况下，或者运行规则的情况下，组织包括企业是如何形成发展的，是如何运用这个制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同时研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融关系，这是威廉姆森的主要贡献，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过去30年以来，有很多著述，我们这代学者都是读他的文章长大的。另外一个学者奥斯特罗姆，严格来说她不是经济学家，是政治学家。她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怎么博弈，通过这些博弈如何能够产生集体决策的，比如我们的物业费该怎么定，比如我们的税收、税率是怎么定的，属于公共选择学派，这两个学者的背景不完全相同，这次经济学奖已经突破了经济学的界限，已经进入政治学的领域了。；

　　选择这两个得奖的成果是想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

　　芮成钢：还是挺难懂的。李老师，再给我们说说选择这个学科得奖意义在哪里，刚才我们提到，对诺奖本身有一些争议，特别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我记得克鲁格曼在采访中跟我说，他当时刚刚得到了诺贝尔奖之后，结果出现了金融危机，和他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他的理论解释不了，也好像是现实经济生活对诺奖开了一个玩笑，你觉得这次学科得奖意义究竟在哪里？

　　李稻葵：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讲，他们的评选完全是按照学术标准来的，但事实上不可否认的他们的评选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受到了社会思潮，以及最近发生一些事件的影响。这次选择这两个得奖的成果，我相信跟当时的思潮是有联系的，那就是现在西方主流的思想界在从制度层面上反思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最近我碰到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讲，美国主流电视上公开讲，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就是制度出了问题，美国的制度跟当年俄罗斯搞改革的制度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寡头政治、寡头垄断，所以我相信这次评选委员会选这两个人也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也是想从制度上、从治理结构上，从公共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出台各种角度来帮助大家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

　　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好自己的问题

　　芮成钢：如果说克鲁格曼得奖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次得奖可以理解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回归。那么这次诺奖让大家意外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学奖，你觉得诺奖这么多变化显示出怎样的新的规律，这个新的规律对于中国的学者，憧憬着诺奖的中国学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李稻葵：这几次奖，包括和平奖，包括文学奖，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势，评奖委员会越来越受到当前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一些思潮，还有文化潮流的影响，跟现实发生的事情更近了，不完全100%是从学术上考虑，似乎有这么一种倾向，当然不好完全确定。另外我们国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放松心态。奖都是人评的，只要是人评的奖不可能是客观的，受到各种各样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好自己的问题，发展好自己的学术，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奖上面。我在不同场合开玩笑说，诺贝尔奖本质上和奥斯卡奖没有什么区别，搞的好是同行选同行，搞的不好是外行选内行，让外行人看看热闹，所以我们不能看得太重，尤其不能寄希望于诺奖获得者能够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把中国的事情解决了，中国的事情还得考自己。

　　芮成钢：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好自己的制度。

　　李稻葵：对，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发展我们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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